傳統書法史關注的是名家名作，而真正的踐行者、傳承者和創造者離不開那些默默無聞的中下層書法寫手。唐代書直張文哲長期供職于集賢院，與文人學士交流頻繁，敏感地捕捉到時代審美特徵；又與中下層寫手相表裏，真切體驗實用書法的繼承、融合與創新。所以其書法能應時趨變，緊緊傍依唐代主流書風而演變，審讀其遺存書迹，又不乏個性特質的延續，是瞭解唐代中下層書法寫手整體風貌的重要參考。
關鍵詞：書直 書法 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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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發展史上，唐代書法是晋代之後的又一高峰，名家輩出，名作璀璨。而在名家名作的背後，還有許許多多默默無聞的中下層書法寫手，他們也是唐代書法的踐行者、傳承者和奠基者。正如黄庭堅所説：“觀唐人斷紙餘墨，皆有妙處，故知翰墨之勝，不獨在歐、虞、褚、薛也。”也正是這些默默無聞的中下層書法寫手在書寫實踐中不斷地承繼、融合與創新，纔有力地助推了唐代書法的繁榮發展與時代特徵的形成。本文藉助出土墓志文獻中的隻字片言考查了唐代書直張文哲的職銜遷變及其書風演變，勾勒出一名唐代中下層文人的書寫狀况，爲全面瞭解唐代書法的整體風貌提供點滴參考。
在唐代衆多的書法寫手中，除去名家名作外，絶大多數中下層書法寫手都未能存世片紙隻字而被歷史的塵埃所淹没，衹有極少數藉助碑志和抄經的款識留下“蛛絲馬迹”，成爲後世瞭解、研究、探索唐代書法生態的寶貴資料。張文哲便是這其中的一位，通過對他的考查與研究，可以爲全面認識唐代書法的整體風貌打開一扇窗。
近代以來，洛陽地不愛寶，唐代墓志大量出土，其中就有書直張文哲書丹的五方墓志，依書丹年代順序爲：唐大曆十四年（779）《唐故太子贊善大夫賜緋魚袋琅邪王公（伷）墓志銘并序》，簡稱《王伷墓志》，2013年出土，現爲私人收藏，拓片圖録見于《洛陽流散唐代墓志彙編續集》，記“河陽主簿劉復撰”；唐貞元三年（787）《唐故汝州司户參軍張君（偭）墓志銘并序》，簡稱《張偭墓志》，洛陽市北溝村出土，現藏千唐志齋博物館，記“前同州司士參軍尹雲撰”；唐貞元三年（787），《唐故汝州魯山縣丞司馬府君（齊卿）墓志銘并序》，簡稱《司馬齊卿墓志》，洛陽市泉嶺村南出土，現藏千唐志齋博物館，記“試右驍衛兵曹參軍劉震述”；唐貞元十五年（799）《唐故嗣曹王妃清河崔氏（無生忍）墓志銘并序》，簡稱《崔氏無生忍墓志》，洛陽邙山出土，現藏千唐志齋博物館，記“隴西李清刻字”；唐元和六年（811）《唐故秘書省秘書郎博陵崔公（遂）墓志銘并序》，簡稱《崔遂墓志》，2002年冬，洛陽市伊川縣馬營村域出土，現藏洛陽師範學院古代石刻藝術館，記“前鄉貢進士李仍叔撰”。五方墓志銘文的史料價值已有學者做過相關考釋，且非本文關注重點，此不贅述。
有關唐代書法寫手的職銜稱謂，王元軍、王海賓、周侃等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其層級、職責、書體和書風進行了考釋，本文在此基礎上增補、梳理如下。
1.書學博士，從九品下，主要從事書法教育。“龍朔二年（662）隨國子監分設東都洛陽。内設書學博士（從九品下）二人從事教學，助教一人輔助，典學二人執行學規，不時招收十四至十九歲八品以下文武官員及庶人之子入校學習。”“唐代不僅對士人要求研習書法，即使深處内宫的宫人也設置内教博士教習書法，有楷書二人、篆書一人、飛白書一人負責之。”
2.書待詔，特指翰林書待詔，即翰林院中以書法見長的翰林待詔，因爲翰林待詔是翰林院内琴、棋、書、畫、醫等“伎術”待詔的統稱，特將其專門列出。《唐會要》卷五十七《翰林院》條説，翰林院者，“蓋天下以藝能伎術見詔者之所處也”。《舊唐書·職官二》云：“翰林院，天子在大明宫，其院在右銀臺門内，在興慶宫，院在金明門内，若在西内，院在西福門，若在東都，華清宫，皆有待詔之所。其待詔者，有詞學、經術、合煉、僧道、卜祝、術藝、書弈，各别院以廪之，日晚而退。”據此可知，翰林書待詔的主要職責包括爲皇帝和皇室書碑刻石、抄寫詔書、書法教育、講論書道等。翰林書待詔的個人職責并不十分明確，往往是因時而設，因事而設，“供奉敕旨”。唐代書法理論家張懷瓘，書法家柳公權、韓澤木、史惟則等都曾履職翰林書待詔。
3.書直，即與書法活動相關的直官，供職于官署或文化機構，如門下省、中書省、秘書省、崇文館、集賢殿書院等，據學者王海賓研究，書直是“處理各類與書法有關的技術難題，如題寫匾額、鑒定圖籍、裝裱名畫、製造御筆等方面的人才，其主要有：能書直、造筆直、裝書直、拓書直四類”。根據《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職掌條記載，書法類直官在門下省、中書省、秘書省、崇文館等均有設置，具體分布見表1。
表1 唐代官署或文化機構中書直分布統計表
4.書手，是指分布在史館、秘書省、集賢殿書院、著作局、太史局、崇文館、司經局等文化機構中從事抄書、抄經等書寫活動的專職書法從業者，與書直的職責相當，但書法技能和社會地位都不及書直。
5.書吏，具有一定書法技能的在職官吏，包括分布于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中的令史、書令史、書吏等。其分布情况，根據《舊唐書·職官二》及《職官三》整理如表2。
表2 唐代書史、書手分布表
6.民間寫經生、書手、寫經僧等，即在民間從事書法服務的書寫人員。
張文哲，《新唐書》《舊唐書》無傳，《書史會要》《書小史》等史料也無相關記録，唯藉他人墓志，留名青史，流傳至今。現就出土于洛陽的五方墓志稍作梳理，略補史缺。《王伷墓志》載“恒王府參軍張文哲書”，《張偭墓志》記“從侄孫文林郎前恒王府參軍直集賢院文哲書并篆蓋”，《司馬齊卿墓志》題銜“文林郎前恒王府參軍直集賢院文哲書”，《崔氏無生忍墓志》稱“前集賢院張文哲書”，《崔遂墓志》題曰“儒林郎試太子家令寺丞張文哲書兼篆蓋”。儘管墓志中對書丹者的記録往往是寥寥幾字，但如果把洛陽出土的這五方墓志中的點滴記録連綴起來，還是可以略見張文哲是位擅寫楷書和篆書的唐代書法寫手，也能略見其職銜遷變：從大曆十四年至元和六年的三十三年時間裏，張文哲有恒王府參軍、文林郎（前恒王府參軍）直集賢院、前集賢院和儒林郎試太子家令寺丞等職銜。其中文林郎爲唐代文散官名，從九品上；儒林郎也爲唐代文散官名，正九品上。史載：“集賢院爲有唐諸文館之最盛者，其初名乾元殿書院，始建于開元五年（717），翌年十二月更名麗正書院。開元十三年（725）四月五日，改爲集賢殿書院，簡稱集賢院。”《新唐書》卷四十七《百官志二》：“集賢殿院。學士、直學士、侍讀學士、修撰官，掌刊輯經籍。凡圖書遺逸、賢才隱滯，則承旨以求之。謀慮可施于時，著述可行于世者，考其學術以聞。”盛中唐時期，供職于集賢院，又以善書名世的就有徐浩、賀知章、吕向、蔡有鄰、衛包和史惟則等。
陳振濂曾言：“在重視經典的同時，應該去關注民間書寫。魏晋時代如此，唐宋元明清在文人書齋或科舉試場上的經典或官方的書法趣味之外，是否也應該有一種對民間書寫（書法）的重新發掘與定位？换言之，原來的以經典爲脉絡的書法史是單綫的書法史，現在却應該建立起一種新的歷史觀，以經典書寫與民間應用書寫爲雙綫型的書法史觀。”而張文哲先是以書手履職恒王府參軍，再以前集賢院（書手）和從九品上的文林郎充任集賢院書直，又以正九品上的儒林郎充任試太子家令寺丞，是唐代地地道道的下層官吏和書法寫手；又因“墓志之作，意在傳世，多仰名家撰述和書寫”，張文哲所書丹墓志的撰文者也都是地方官吏或鄉賢秀才，可以斷定張文哲書法在當時當地應該“小有名氣”，算是中下層書法寫手中的佼佼者，是“民間應用”書寫的代表。有鑒于此，張文哲書丹墓志的書法風格在當時的中下層或民間應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從中可以窺見唐代中下層書法之一斑，其演變過程可以作爲唐代“民間應用”書寫發展脉絡的一部分。
張文哲書迹史料無傳，至今所見者唯墓志而已。洛陽出土的五方墓志反映了其書法由寬博嚴謹到縱長靈動再到厚重沉穩的變化過程，基本上印證了唐代主流書風的演變，衹是相對滯後而已。
大曆十四年（779）的《王伷墓志》（圖1），點畫厚重，與初唐時期的楷書相比，點畫明顯加厚加粗；形體寬博，整篇書法，方扁居多，左右相對開張，如“不”“思”“明”“川”“守”“歸”“司”“南”等字；行列整齊，嚴謹有序，點畫之間、字與字之間、行與行之間完全遵循既定的排列秩序，很少牽絲映帶或迴環呼應；整體感覺生澀有餘而靈動不足，整齊有餘而神情不足。從現有資料看，這大概就是張文哲早期的書法面貌。
圖1 唐《王伷墓志》
相隔八年之後（787）的《張偭墓志》（圖2）與《司馬齊卿墓志》（圖3）點畫凝練，筆力傾瀉其中；字形拉長，動態摇曳，不乏行書用筆和行書結體，連筆與呼應貫穿其中，長短肥瘦、大小欹正相得益彰，是一種胸有成竹的書寫，不再是亦步亦趨的效仿，可窺見書家的淡定與從容。古人云：“所謂無意于佳乃佳者。”去除雕琢粉飾，方顯書家氣度胸襟，八年的錘煉確實讓張文哲老到了許多。
圖2 唐《張偭墓志》
圖3 唐《司馬齊卿墓志》
十二年之後，即貞元十五年（799）的《崔氏無生忍墓志》（圖4）點畫渾厚、一絲不苟，結體長方、緊密端嚴，章法茂密、酷似中唐集賢院徐浩的風格。而元和六年（811）《崔遂墓志》（圖5）則横畫細挺、竪畫圓厚，外拓之筆法隨處可見，結體寬博、中宫疏朗，章法茂密，酷似顔體。其“學顔”確有諸多不到之處，但也逐漸顯露了自家風貌的端倪。
圖4 唐《崔氏無生忍墓志》
圖5 唐《崔遂墓志》
張文哲的書風變化，也印證了唐代主流書風的演變，正如朱關田先生所云：“質以代興，妍因俗易，唐代書法隨着社會經濟、文化的繁榮發展，與文學、繪畫諸藝術同聲同氣，互爲影響……墓志書法步趨其間，亦并同演進。”在大曆十四年（779）至元和六年（811）三十三年的時間裏，正是中唐實力派書家顔真卿、徐浩的影響漸行漸遠的時期。其間，盛中唐寬博雄渾書風（圖6）逐漸式微，晚唐勁健瘦硬的“柳骨”（圖7）尚未嶄露頭角，柳家新樣“元和脚”正在風行的時期（圖8）。中唐寬博雄渾氣象的餘緒猶在，多元的個性面貌悄然涌現，“瘦勁”的晚唐書風正在孕育。
圖6 唐顔真卿楷書《顔勤禮碑》（局部）
圖7 唐柳公權楷書《玄秘塔碑》
圖8 唐柳公綽楷書《諸葛武侯祠堂碑》（局部）
書法是作者個性氣質的再現，更是時代審美的産物。一方面，作爲唐代“書直”的張文哲，長期供職于集賢院，服務于帝王宰臣，有機會瞭解當時上層主流書風的審美，并能敏鋭地捕捉到時代氣息，使自己的書法始終緊緊傍依時代主流，所以，其書法更能體現中晚唐書風的演變；另一方面，作爲中下層的書法寫手，在以實用爲前提的書寫狀態下，最能感受書法的大衆基礎，最易感受到書法的大衆鑒賞、吸收，并融合、創造，進而推動書法的承繼、發展。張文哲衹是唐代衆多書法寫手中的一員，研究與闡釋其書法風貌的演變，有利于我們全面瞭解唐代書法的真實狀况，有利于溯流求源，探尋唐代書法的原始生態，更有利于爲當下的書法實踐、理論研究、風格定位提供有益啓示。畢竟，個人書風的變化也是時代風氣演進的縮影，經典書寫與民間應用的雙綫複合型書法史觀纔是當下書法學人應有的書法史觀。
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黄河流域北朝碑志專題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23BKG025）的相關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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