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勇 | 穷神尽气为之——张大千行书新诗俗学七言联

张大千（1899—1983）是大画家，书法亦甚有功夫，极有特色。他曾说：“吾画一落笔可成，而题署必穷神尽气为之，如题不称，则画毁矣，故必先工书也。”以书养画，相互滋养，齐头并进，是张大千之追求。笔者以为，“如题不称，则画毁矣，故必先工书也”，把书法仅置于题款，只是表象，易造成割裂，与事实不符。书法用力，则画亦丰盈；书法愈老辣，则画愈苍茫。练习书法，不仅只为题款，而是为增强画之线质和感染力。张大千绘画高妙，有可能赖于其书法之笔力苍雄、矫健多姿。

张大千行书新诗俗学联

此副对联（如图），内容“新诗落笔惊翻水，俗学回头笑画脂”，出自宋人朱松《送仲猷北归二首》。从上款“子儒贤侄索书”可知，当为酬应之作。一般以为应酬是敷衍了事，马虎了之，笔者认为不尽然。应酬可以马虎，可以随便，可以不郑重其事，可以不尽力为之。而高水平书者，落笔即不凡，随性亦见佳，偶然之作亦不差。并且，应酬之作，是即兴而书，非是刻意而成，抑或见率意，少机心，有天然。因而，酬应之作，如作者功底扎实，亦不乏佳品；如功底不扎实，无论酬应或是精心，水平定然不高。

此作虽是应人请索而书，因作者功底深厚，即兴之作亦属佳品。此作写于“丙戌九月”，即1946年，张大千时年48岁，是早期作品。书法之佳妙，不在于年龄，掌握了笔法，少年可老成；未掌握笔法，老年亦枉然。张大千早期即领悟了笔法之妙，因而早期作品亦佳。从此作来看，大字笔意翩翩，线条老辣，纵横冲突，力可扛鼎；小字线条纤细，不计工拙，率性而为，情趣盎然。

对联作品一般字字独立，大小一般，此作却或大或小，避免齐整。如上联“诗”字短小，下联“笑”字扁矮，整体却甚是协调，无突兀感。此作笔画尽力施展，使得结构稍有错落，有新奇特异之感。如“新”字右边笔画往上、往左靠，最后一竖飘然而至，空旷之至；如“笔”字往上挤靠，横向伸展，竖画不紧不慢，徐徐往下，虽少情绪，亦见别致；如“惊”字，本是上下结构，因横折钩写得长且大，变成了左右结构，矫健有奇情，打破常规，荡人心目；如“水”字，竖钩无钩挑，撇捺无波动，直来直去，憨拙之至；如“俗”字，左部左靠，撇捺上移，留有大空白以待“口”；如“头”字，连接左右部的牵丝重而长，半段枯笔，情味甚足。

此作笔力开张，纵横争折，信手而为，时出新致。因功夫深、天赋高，随手之挥洒，随意之落墨，虽姿态不一，与古贤虽不类，亦是在法度之内、情理之中。张大千二十余岁时师从曾熙、李瑞清“学三代两汉金石文字、六朝三唐碑刻”。曾熙对张大千说过：“尊临鹤铭盖髯法，非李法也，甚好。吾道有传人矣。”笔者以为，曾熙、李瑞清两人厚实稳重，时有颤笔，虽风格特异，然笔致少细腻，少自然，少清气；张大千在用笔上有纵横开张之气度，略有其师之行笔特色，但气格挺然，已摆脱乃师束缚，有情调，有壮气，有豪情。张大千天赋高迈，虽与曾熙、李瑞清学书路径相近，效果却是大不一样，境界也有高低之别。曾熙说“盖髯法，非李法也”，以为和李瑞清两人方法有别，但俱自成一格，甚为自得。笔者以为两人俱未能深入，仅只在外表上作了一些功夫。张大千行笔微有颤意，有乃师特色，但实已为己所有，为己所用。

张大千“幼饫内训，冠侍通人，刻意丹青，穷源篆籀”，幼年即用功于此。人或以为书法要起步早，笔者以为不然：如起步错了，愈用功愈差。如天赋高、路子正、方法对，若能沉潜深入，方能可持续性发展。张大千习篆籀，亦习章草，因天资高，已得古雅之气。张大千喜临《瘗鹤铭》，认为“以鹤铭笔法模黄庭，正如焦麓洪涛澎湃中新出一石”，着意于线条的苍老斑驳。笔者以为，无论何种书体，用笔是一致的，气息是相通的，无论篆籀或章草、《瘗鹤铭》或《黄庭经》。张大千领会了笔法，自然如庖丁解牛，游行自在，各体俱能融会贯通，一以贯之，格调一致，气息近似。

张大千曾云：“作画如欲脱俗气，洗浮气，除匠气，第一是读书，第二是多读书，第三是须有系统、有选择地读书。”笔者以为不尽然，书画之气质，实在于其人之气质。饱读诗书之人，俗气者有之，浮气者有之，匠气者有之。除饱读诗书之外，再求得笔法等，不断深入，不断精进，此是学书之路径。

张大千说：“我不强调什么天才，也不主张什么刻板的功课。不论学什么，最重要的是兴趣。有人说‘三分人事七分天’。我赞成‘七分人事三分天’，自己下工夫最重要，尤其是在基础上下工夫最要紧。”笔者以为，有兴趣方能持之以恒，沉迷其中，乐此不疲。大部分人仅是浅尝辄止，如蜻蜓点水，似萍踪无定。未能找到乐趣，自然不能持久。“人事”和“天”，无论三分或七分，只是着重点不同，俱能说得通。“尤其是在基础上下工夫最要紧”一句，说得甚是透彻，是最紧要之处。厚积方能薄发，不从最基础的地方入手，定然难得秘奥，此是张大千甘苦之言。

张大千书法作品选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