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秋，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幽暗的库房里，一万多枚承载着两千年岁月沧桑的简牍，在寂静中与时间展开了一场无声的赛跑。这些来自居延烽燧的汉代木简，在日军铁蹄踏破卢沟桥三年后，从北平秘密辗转运抵此处。然而此时已值太平洋战争前夕，这座看似安全的岛屿，似已能听见隐隐的炮声。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面对日趋恶化的战局，心急如焚，紧急着手安排这批重要文物的转运事宜，一场守护文明瑰宝的接力赛再次悄然开启。
20世纪初的中国，清政府在风雨中飘摇，内忧外患交织，统治力量日渐衰微。因此外国许多考察家、探险家疯狂涌入中国西北，对文化古迹进行盗挖，西北俨然成为“文明猎场”。无数珍贵的文化古迹被他们盗挖，大量文物流落海外，成为列强的藏品。早在1900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就到和阗北部沙漠中的丹丹乌里克遗址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许多佉卢文、婆罗迷文以及汉文简牍和残纸文书。1901年，斯坦因又在尼雅遗址发掘，获得一批魏晋简牍文书。同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古楼兰遗址掘获一百二十多枚汉文木简和36张纸文书，以及大量佉卢文木简。不过这些早期的发现，犹如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零星珍珠，虽然珍贵，却彼此孤立，尚未拼凑出完整的文明图景。后来，斯坦因又多次对中亚进行了考察。罗振玉、王国维著名的《流沙坠简》就是斯坦因二探所获简牍的释读考证，可其中的简牍也仅有七百余枚。
第一批大规模的简牍发现，还要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彼时斯文·赫定已经4次来过中国考察，取得诸多成果，蜚声内外。1926年，斯文·赫定受到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赞助委托再次来到北京，准备再次前往中国西北考察。他拜会了主政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等人，得到了张作霖的大力支持并拿到许可证件。对于斯文·赫定而言，这本该是一次轻车熟路的故地重游。但正当他组织瑞典、德国、丹麦等国的科学家准备成行时，却遭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对。经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的民族意识已然觉醒，知识分子们深知不能再任由外国人在国土上随意往来，肆意掠夺宝贵的学术和文化资源。
于是，斯文·赫定只得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谈判，最终达成19条合作协议。其核心内容是：此次考察活动的名称为“西北科学考查团”，团长由中瑞双方担任，考察经费由斯文·赫定筹措且成果共享，采集的文物一律不能带出境外，等等。于是，中国近代第一次由中外联合的西北考察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瑞典人贝格曼（Folke Bergman）是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之初的第一批成员。1927年，24岁的贝格曼从乌普萨拉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之后进入一家研究机构工作。此时，正值斯文·赫定组建考察团，需要一位专业的考古学者，他联系了乌普萨拉大学的库尔曼（Sigurd Curman），库尔曼直接向斯文·赫定推荐了贝格曼。贝格曼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随即以考古学者的身份加入了西北科学考查团。
1930年4月27日，额济纳河流域的狂风卷着汉代烽燧的沙粒，扑打着贝格曼的脸庞。这已经是贝格曼第二次在内蒙古地区进行考察。正当他在博罗松治遗址测量城墙时，他插在口袋的镀金钢笔突然滑落。就在俯身拾笔的瞬间，一枚五铢钱在沙砾间闪烁，仿佛是一种命运的指引。贝格曼的《考古探险手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在坐落在一个强侵蚀山顶的烽燧和旁边房屋废墟下面，我发现有院墙的痕迹。当我测量这个长方形墙体时，钢笔掉在了地上。当我弯腰捡钢笔的一刹那，意外发现钢笔旁有一枚保存完好的汉朝硬币——五铢。于是，我开始仔细四处搜寻，不一会儿发现了一个青铜箭头和另一枚五铢……第二天从最东边开始挖掘，很快就发现了窄条的木简。这个发现使我激动不已。我们带着极为兴奋的心情又开始四处搜寻起来。果然，不一会儿就找到另几块保存更好的木简。其形状大致与斯文·赫定在楼兰古城找到的写有一篇手稿的木简一样。斯坦因也在甘肃西北部和新疆发现过这种东西。
随着第一枚简牍的现身，额济纳河流域的戈壁仿佛化作露天档案馆。北到额济纳河下游的索果淖尔和嘎顺淖尔，南到金塔县毛目的广大地区，贝格曼开始进行地毯式调查和大规模挖掘。
其中出土简牍数量最多的是破城子遗址、地湾遗址和大湾遗址。据统计，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的463个采掘点里发现了汉简，数量更是多达万余枚。因其出土于汉代张掖郡居延县，因此被称为“居延汉简”。
这批汉简涉及的时间跨度大且内容丰富，是当年驻守此地的军政系统留下的原始档案，亦是边疆战士戍守、生存和各种生活的生动记录，既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是珍贵的墨迹，也是贝格曼在中国西北考察时，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
1931年3月27日，春日的沙尘在戈壁上扬起金色帷幕，贝格曼的居延考古之旅也告一段落，驼队带着满满的收获踏上了东归之路。
1931年5月底，万余枚简牍终于结束三千里风尘跋涉，先存放于北平图书馆。1933年7月，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成为北平图书馆委员会的委员长，傅斯年则是副委员长，也是北大教授和中研院史语所的所长，更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理事。两人和北平图书馆协商，陆续将简牍移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保存、研究。
惜好景不长，1937年发生卢沟桥事变，7月28日，北平沦陷，日军部队入城，在北大驻扎并封锁了校园。他们还自由进入文研所，无数古书、碑帖等文物在刺刀与军靴下支离破碎。其实早在1933年山海关失陷之后，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图书馆的重要文物、善本书籍、金石碑帖等就陆续南迁。但此时居延汉简还被放在文研所的西屋里，如果被日军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33岁的沈仲章望着西屋方向的目光灼烫又焦虑。作为曾在西北考察团担任干事的北大助教，他与居延汉简有着深厚情谊。那些承载着汉代戍卒生活印记、穿越两千年风沙的简牍，此刻正面临最凶险的文明浩劫。
当时北大许多师生都已逃散，沈仲章请示了一些北大负责人和学界人士，但得到的却是沉默与回避。他们都怕承担风险，无人表态。沈仲章攥紧拳头，他的内心翻涌着不甘与愤怒。国难当头，文物危在旦夕，难道只能坐以待毙？这位身形瘦削的南方书生，眼神愈发坚定，一股热血涌上心头，他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要以一己之力，扛起抢救国宝的重任。
经过考察摸排，沈仲章发现携箱夜行反易招疑，所以他协同助手周殿福及一位工友，白天从后门直接走进了文研所。那时北平街上拿着旅行包搬家或者逃难的人很多，他们混在其中，装作若无其事地赶路。就这样，他们成功把木简转移到了北长街小庙——那是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的住处。然而，沈仲章心中清楚，那里并非长久的安身之所。
沈仲章又把目光落在东交民巷的德华银行，那是德国人的产业。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德国与日本同属轴心国，日军想必不会轻易骚扰。可中国人要在德国银行寄存东西，又谈何容易？所幸，沈仲章此前协助德国学者翻译佛经，常去德华银行兑换酬金，凭借着多次往来建立起的信誉，他成功将木简存入银行。看着木箱被妥善安置，沈仲章紧绷的神经才稍稍放松。
随后，沈仲章只身前往天津，本打算将寄存凭证交给徐森玉，就此结束这场擅自越权的冒险。没想到，徐森玉与傅斯年得到消息后惊喜万分，决定让沈仲章继续负责护送简牍，从北平运往天津再转运香港。沈仲章没有丝毫犹豫，又悄然回到北平，联系上靠中立国招牌做运输生意的瑞士商行伯利行。他乔装成逃难的百姓，将简牍托付给伯利行代办托运。一路上，他小心翼翼地与各方周旋，买通轮船检查员和搬运工，躲过了日本宪兵的检查，将国宝运上船。
可通往香港的航程，也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波折。轮船停靠青岛装货时，沈仲章下船发电报汇报木简情况。谁料，11艘日本军舰驶向青岛，重重包围崂山湾。形势瞬间变得危急万分，船长担心有变，匆忙下令起锚开船。当沈仲章赶回港口时，只看到空荡荡的海面，轮船早已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那一刻，他的心仿佛坠入了冰窖，满心的焦急与绝望几乎将他淹没。但沈仲章没有放弃，他立刻给船长发去加急电报，拜托船长将装有简牍的皮箱交给在船上的吴景祯。吴景祯到港后将箱子交给蒋梦麟，终由蒋梦麟交给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存放。
在1940年7月31日胡适致徐森玉叶恭绰函中，胡适还专门提到：“ 沈仲章兄之冒险保存汉简，森玉兄之终始护持，皆使适感叹下泪。”
1940年夏，香港湿热的空气中裹挟着不安的气息。此时，存放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的居延汉简，如同漂泊在惊涛骇浪中的孤舟，其命运的走向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自北平沦陷以来，这批简牍已辗转多地，而此刻的香港亦非久安之地——日军侵略的阴影已悄然笼罩太平洋，香港也已面临危险。简牍再次转移迫在眉睫。
关于汉简的去向，各方曾有过诸多设想。1940年6 月，徐森玉向傅斯年建议将汉简从香港运往昆明。彼时需要绕道越南。而庚款会总干事杭立武则建议直接改运菲律宾马尼拉。考虑到气候湿热不利保存，傅斯年主张运往美国，于是与远在美国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商议，运往美国并请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
胡适曾是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理事长，还曾参与安排这批重要文物，对居延汉简极为关心。因此他得到消息后当即答应，还焦急地表示：“汉简启运不可延缓。适不论如何当留此亲视木简储藏妥当。”得到胡适的肯定答复后，徐森玉等迅速投入到汉简的装箱托运工作中。最终，汉简于8月4日交由美国运通公司，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踏上了前往美国的征程。
1940年10月中旬，历经漫长的海上漂泊，五箱汉简终于平安抵达美国华盛顿中国大使馆。胡适还专门向徐森玉等报告汉简抵达及转交国会图书馆的情景：
玉甫、森玉先生：汉简五箱，十月中旬到此。木箱内外丝毫无损坏。十月廿三日，国会图书馆善本室、东方室各方主任，及在图书馆服务之房兆楹、王重民、朱士嘉诸君，同来大使馆点看。五箱均开看，然后改用新式锁条将甲至辛八个小箱封锁了，交图书馆存储。原四、五两箱内无小箱，不易收存，故由本馆买了六只小箱，将四、五两箱内之各件分装六小箱，亦封锁交与图书馆收存。总计共拾肆只小箱，由图书馆出具收条，交我保管。我现将收条照了一张影本，送交玉甫先生收存……
在之后的25年里，国会图书馆善本室的14只箱子静静放置，无人开启。那些承载历史的珍贵简牍，在黑暗中默默等待。直到1965年，在多方努力下，这批简牍才从美国运回位于中国台湾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一步收藏研究。
居延汉简的发现与流转，不仅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文物保护史，更是一部民族精神的觉醒史。从大漠烽燧到香港库房，从太平洋惊涛到国会图书馆暗室，万余枚简牍的每一次辗转，都映照着近代中国在文明存续与国运沉浮间的艰难历程。当贝格曼俯身拾起五铢钱时，他触碰的不只是汉代戍卒的遗痕，更发现了中华文明深埋于黄沙下的伏脉线索；当沈仲章冒死转运简牍时，他背负的不仅是几箱竹木，更托举起一个民族在危亡之际守护文明根脉的尊严。
如今，当我们凝视这些简牍上斑驳的文字，仿佛能穿越时空，看到两千年前居延地区的戍边生活，听到历史深处传来的金戈铁马之声。黄沙间的戍卒名籍、粮草账目与家书私信，早已超越个体生命的悲欢。它们连缀成中华文明最坚韧的根系，是审读“何以中国”的最佳历史注脚。
历史的伏笔还在时光中悄然续写。20世纪70年代，居延地区又一次出土了大批汉代简牍，约两万枚，学者称之为“居延新简”，以别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那一部分汉简。另外1999至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居延地区又发掘五百多枚汉简，被称为“额济纳汉简”，是第三批居延简。三批简牍仿佛是跨越时空的叠响。旧简是民族危亡时守护的火种，新简则是和平年代重续的血脉。它们共同编织成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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