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和（1914—2015），生于上海，祖籍安徽合肥，是历任两广总督、直隶总督的晚清淮军重要将领张树声之曾孙女，近代教育家张武龄第四女。1949 年张充和随夫赴美，旅居50 余载，曾于耶鲁等20 余所大学教授书法和昆曲，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耕耘一生。
张充和从小受家庭熏陶，书法学习恪守传统，临摹观念自接触书法之初便根深蒂固，书法风格的形成也建立在持续地临摹实践之上。她认为：“只有中国的物产字，是非临帖不可，然后才可以典雅，无一气没有来历，又无一气不是创作。像台上的身段一样，即使入了化境，也可以找得出衣钵所属。”
在她看来，中国书法的学习有其独特性，必须通过临帖掌握，它在抽象形式结构的变化中发展，绝非“任笔为体、聚墨成形”，而是有明确的法度规范与悠久的形式传统。临摹让下笔有依，是传承法度的途径，却非简单复制传统，必然会融入实践者独特的情感与精神，因此临摹是通向创作的桥梁，二者是自然贯通的过程。
张充和对临摹秉持坚定如一的态度，认为临摹是书法学习与创作的核心，她曾言：“若不临帖，即使会看字亦是信口开河。”这里的“会看字”指对书法的审美观照，脱离临帖实践的赏析难免浮于表面，谈论书法也难以切中肯綮。
在这一临摹观念指导下，张充和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据其书信记述，她每日都会临摹经典碑帖，每次达十几二十几页，如临《兰亭序》《书谱》等，临习次数皆超百遍，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个人见解与学习方法。
张充和曾在书信中记载：“我小时见到一本小书上论字⋯⋯中有两句是我一生记得的，说：‘临帖不可有我在，自运时不可有帖在。’真是名言，沈尹默告诉我及其他学生说：‘你们不要学我，你们若找到我的娘家，我的字便一文不值了。’”沈尹默的教导让她领悟到，书法学习需追根溯源，临帖时要忘我入帖、深入精髓，创作时则要脱帖出己、彰显个性。
在书法实践上，张充和习书与多数同时代人一样由碑而帖，且在二者上均下足功夫。据其自述，其学书由汉碑入手，此后亦坚持临习了大量汉碑；帖学中的诸多经典名帖亦是她的学习对象，并结合个人体会，就碑帖的学习与取法问题形成了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张充和将六朝碑刻、唐碑、汉碑分开看待，认为它们是不同系统，学习时应采取不同方法。她说：“唐人重法，由斯入手最不出毛病。以后若能多看六朝碑甚好，八分书不易写，功力不逮，就易俗，六朝碑若写得不好，又易怪，汉碑中《石门颂》写不俗，若《华山》《礼器》《曹全》就容易写俗了。”
她认为唐碑法度严谨，适合初学，而六朝碑和汉碑在学习中易出现“易俗”“易怪”的问题。比如汉碑中《礼器》《曹全》为典型的“蚕头燕尾”样式，体式雅正，学习者易忽略其原本丰富的变化，简略模拟其四平八稳的样式，缺失汉碑博大、阳刚的内在气格。
六朝碑的基本特点是形态多样，不同于唐碑的法度森严，学习者易过度夸张、变形，以致显得“怪”而缺乏合理性。张充和对此的观点是，学习时需有审美意识支撑，善于识别各类碑刻的审美样式、把握其核心特征，进而避免陷入“俗”“怪”的境地。
此外，张充和兼写碑帖，主张碑帖融通。她认识到各种书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强调篆隶书对于其他书体的意义，说：“篆隶用笔都很简单，要在古拙，不露聪明相可不容易。篆隶对真草行都大有用处。”
1987 年张充和书予友人扇面居中的隶书诗，用笔方圆兼备，行笔兼具隶意篆势。篆隶为书法的源头，但汉代之后，尤其是东晋手札一路帖学盛行以来，篆隶因实用用途消减逐渐衰退。帖学后期之所以出现萎靡局面，除了与墨迹罕见、研习《阁帖》带来的问题有关，亦与篆隶书的衰弱不无关系，比如写帖时点画中段虚弱的问题，就与篆隶笔意的缺失相关。
对此，宋代之后多有人提出相关观点。如元刘因《论书》中谓“正书当以篆隶为本，有篆隶意则高古”，清代傅山也是力主篆隶书学习的代表，其《霜红龛书论》尝谓：“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
张充和的观点，一方面可视为前代观点的延续；另一方面，是她在长期实践中结合实际书写经验总结出的真知灼见，可谓把握到了书体之间互通的法门。
（本文节选自2026年《书法报》第19期17、18版《张充和书学思想管窥》，作者徐俊奇，责编韩秀芳，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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