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锦文：清代稿本日记用笺述略——以国图、上图藏稿本日记为例

——以国图、上图藏稿本日记为例

日记书写用纸有空白素笺、套格纸两类，空白素笺无任何标识，单靠纸张本身与纸上文字内容难以考其出处，而套格纸版心刻有纸店或日记书者字号、堂号，则为本文考证稿本日记笺纸来源提供了相关依据。现存最早的手稿本日记是上海图书馆藏元代《郭髯手写日记》，用空白素笺书写而成。明代稿本日记内素笺、套格纸均有使用，套格纸版心有镌字，但因留存极少，缺乏总体的代表性，难以窥及其时笺纸确切使用情况。清代稿本日记留存数量不可胜计，套格纸形制多样，版式、版心镌字面貌丰富，呈现出与行格笺、名号笺相类似的特征。

现存清代稿本日记以红格、蓝格纸为主，何绍基《蝯翁日记》、张文虎《舒艺室日记》、潘曾绶《绂庭日记》用红格套格纸书写，张廷济《清仪阁笔记》、顾文彬《过云楼日记》用蓝格套格纸书写。用黑格套格纸书写的日记极少，湖州刘承幹《求恕斋日记》前数册一直用红、绿印套格纸，宣统二年（1910）至民国二年（1913）用绿色“求恕斋”套格纸，民国三年（1914）至民国五年（1916）六月十七日用红色“求恕斋”套格纸，因刘氏生母此日故世，故其此后至1927年一直用黑色“求恕斋”套格纸。^[3]

套格纸版心镌刻书体大致可分为“宋体”与“写体”两种。^[4]版心镌“宋体”的有潘祖荫“滂喜斋”、王诒寿“缦雅堂”、李鸿裔“靠苍阁日记”、金武祥“粟香室”“木兰书屋”、张嘉璈“张嘉璈公权”等。此类字法、刀法较为相似，笔画排列整齐均匀，转折处棱角分明，横笔起笔、收尾处有明显的三角形。“写体”镌字特征涵盖版刻书法中的近颜、近欧、欧颜三种。^[5]还有一类字形结构、书写风格与前三者有明显差异，较之前者更具个性与艺术气息。如黄彭年“青莲室制”、赵宗建“松茂室”、江标“元和江氏笘誃写本”、孙点“梦梅华馆”等。此类套格纸写样者应多为擅长书法之人，以端楷手书写样上版，书写流畅自然而不落入流俗窠臼。

廿三日。阴。早晨到馆，致丁生柬，取到金君字样，笔意方劲，雅近平原，极合格也。^[6]

总体来看，坊售的形式较为单一，私家套格纸相对更为考究一些。国图、上图藏用私家套格纸的清代稿本日记数量较少，有顾文彬《过云楼日记》、黄彭年《黄陶楼先生日记》、任道镕《寄鸥馆日记》、陈倬《陈培之先生日记》、王韬《蘅花馆日记》、潘祖荫《潘文勤公日记》、王诒寿《缦雅堂日记》、李鸿裔《靠苍阁日记》、金武祥《粟香室日记》、袁昶《渐西村社日记》、陶濬宣《稷山读书楼日记》等。文人制作私家套格纸不仅见于日记内，也见于其诗文集以及日常手稿之中，如王韬“蘅花馆”套格纸亦用于其《瀛壖杂志》内，潘祖荫“滂喜斋”套格纸还见于其抄写的明文震亨《长物志》十二卷内，陶濬宣“稷山读书楼”套格纸在其《唐宋诗目》中亦可见，等等。^[7]

日记的装潢以线装的方式为主，每页按版心中缝折叠，书口向外，日记的封面与封底则选用米黄、磁青、湖蓝色纸。装订大多十分简约，与书籍装订方式无异，诚如清代藏书家孙从添所言：“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8]日记通常采用纸捻穿孔，每两孔相隔较近，有沈宝禾《忍默恕退之斋日记》、祁世长《祁子和先生日记》、萧穆《敬孚日记》、金武祥《粟香室日记》；或是在靠近书背处打四到六个洞眼，再穿上棉线或丝线，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吴大澂《北征日记》、盛宣怀《补楼销假日记》，等等。另有翁心存《知止斋日记》采用卷轴的方式进行装订，或许为后人装裱。当时亦有文人在装订之上别出新意，袁昶日记甲册《濑斋日录》前便有题记，言其线钉本格式为开山祖本：“线钉本如此格式，以此册为开山祖本。缘此前所有日记有草钉，有线钉，皆与此本样式不同也。”^[9]

上海图书馆藏

（一）松竹斋

松竹斋即今荣宝斋前身。康熙十一年（1672）由绍兴张氏在琉璃厂开设，主要经营刻书、文房四宝、古玩、字画装裱，以及承接公文用纸、科场考试用卷等业务。松竹斋创立不久后便因质优价廉、服务周到而名噪京城，夏仁虎《旧京琐记》中夸赞松竹斋所制笺纸雅致精洁，非外省纸铺所能及：

松竹斋套格纸版式大多为四周双边、单鱼尾，每半页界格八到十行不等。带字格的松竹斋套格纸为少数，翁心存《知止斋日记》咸丰五年（1855）至同治元年（1862）间所用的字格纸均出自松竹斋。现存清代稿本日记中，用松竹斋售套格纸的数量最多，国家图书馆有翁心存《知止斋日记》、何绍基《东洲草堂日记》、黄彭年《黄陶楼先生日记》、翁曾翰《海珊日记》；上海图书馆有何承禧《介夫日记》、王庆云《王庆云日记》、潘曾莹《小鸥波馆日记》、潘曾绶《绂庭日记》、许庚身《春明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吴大澂《恒轩日记》、廖寿恒《抑抑斋日记》、顾肇熙《吉林日记》、庞鸿文《鄂轺日记》、张佩纶《兰骈馆日记》。且这仅仅是国图、上图公开的清代稿本日记中使用松竹斋套格纸的情况，其纸笺使用人数之多，可见一斑。

懿文斋是清代开业较早的南纸店，以木版刻印各种笺纸著名，至今仍在经营。郑振铎曾往懿文斋购买笺纸，在其《访笺杂记》中提及懿文斋大概位于琉璃厂西门东边：

使用懿文斋售套格纸的有潘曾莹《小鸥波馆日记》、何汝霖《何汝霖日记》等。其版式为四周双边，每半页八到九行界格不等，单鱼尾，版心下部刻“懿文斋”三字。光绪、宣统年间，缪荃孙、文廷式、王国维等人手稿亦多用懿文斋稿笺，邵瑛、唐烜、贺葆真日记内对懿文斋皆有所记。至民国以后，懿文斋笺纸仍旧是光、宣时期所流行的李伯霖、刘锡玲、戴伯和诸人所作的款式，没有什么新式样，大多为谐俗应市的通用。^[18]

（三）鸿文斋

文献记载可查的鸿文斋共有三处。一为武林鸿文斋，是道光年间一刻书坊，刻有项鸿祚《忆云楼词稿》四卷本。^[19]一为琉璃厂书店，是刘英怀在光绪二十年（1894）开设，于观音阁内，主要经营各类书籍。^[20]一为南纸店，在琉璃厂桥东路南。^[21]用鸿文斋套格纸的有何兆瀛《何兆瀛日记》、何承禧《介夫日记》与潘曾莹《小鸥波馆日记》，何兆瀛、何承禧父子二人日记版式以及版心镌刻字法、刀法完全相同，应是在同一店铺购买。三人使用鸿文斋套格纸撰写日记的时间最早在咸丰十年（1860），购买笺纸的时间则会更早。无论是购买笺纸还是后面的撰写日记时间，都早于光绪二十年（1894）刘英怀开设书店的时间，故可以排除该书店。而琉璃厂鸿文斋南纸店，相关记载寥寥无几，或为一家并不知名的纸铺。

据其三人生平事迹，何兆瀛十九岁随父至京师，同治六年（1867）出任浙江杭嘉湖道。在此期间往来于京浙，其《心盦词存》同治十二年（1873）在武林刊刻，《心盦诗存》《心盦诗外》《老学后庵自订诗》光绪年间在武林刊刻，子承禧亦曾在武林刻书，可见何氏父子二人与武林刻书业往来密切，故其所用套格纸出自武林鸿文斋刻书坊的可能性较大。潘曾莹则自咸丰八年（1858）三月离开苏州入都之后，一直在京居住直至病逝^[22]。其同治三年（1864），同治五年（1866）、同治七年（1868）至九年（1870）的日记均用鸿文斋笺纸记录。潘曾莹虽久居京中，但无法断定其日记笺纸购于琉璃厂南纸店，因潘氏与何兆瀛二人过从甚密，亦不排除其日记笺纸为何兆瀛自武林带至京中赠予潘氏的可能。

（四）秀文斋

秀文斋南纸店位于北京琉璃厂，匾额为军机大臣翁同龢题写。光绪中叶，慈禧太后常以书画恩赏大臣，其画多由缪素筠先作粉本，或受命代笔。缪素筠除在宫内供奉外，亦常作画售于琉璃厂，世人趋于太后所好，争相购买。秀文斋抓住时人喜好，以缪素筠之作刻笺售卖。冯锡仁致蕴庵信札即是用秀文斋制笺，其上有“女史缪素筠写”的款记。^[23]

京中文人士子多往秀文斋购书、阅书，刘绍宽日记曰:“往琉璃厂，过秀文斋，看张季直散馆卷。”^[24]或至秀文斋买纸墨文具、装裱字画，光绪三十三年（1907）一月廿一日唐烜记：“至秀文斋买白折洋纸数匣，又去年刘韵生由东洋寄赠洋织绒山水一横幅，嘱秀文斋为装成琉璃框罩。”^[25]可见秀文斋是一家集刻书、售书、售卖文具及装裱字画为一体的综合性南纸店。当时琉璃厂较为知名的南纸店多以此模式经营，如松竹斋、懿文斋。用秀文斋套格纸书写的日记有廖寿恒《抑抑斋日记》、文廷式《旋乡日记》、严修《严修日记》等。版式为四周双边栏，每半页九行界格，单鱼尾，版心下方镌有“秀文斋”三字。

翰文斋创办于光绪十二年（1886），坐落于北京琉璃厂。主人韩俊华，河北人。韩俊华对古旧书籍收售的业务知见极广，早年跟随宝文斋徐苍崖学习，韩氏出师后，自设书摊为业。先后收得山东益都李南涧、内城李勤伯的藏书，蓄书琳琅满目，不数年已与各大书铺鼎立。翰文斋还收入了许多宋元秘本、名家校本与孤传稿本，转而售卖给那些藏书家，徐坊、叶德辉、张元济、傅增湘等著名藏书家都在翰文斋收购了不少宋元佳椠。^[26]

翰文斋以刻书、贩书称著，其收售善本甚夥，刻工甚精。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赞其刻工为琉璃厂第一：“迩时京师刻工，以琉璃厂西门翰文斋为第一。”^[27]胡思敬亦道翰文斋收藏较他商更为丰富：“京师琉璃厂书贾凡三十余家，唯翰文斋韩氏席先世旧业，善结纳，赀本尚充，收藏较他商富。”^[28]京中士大夫多来光顾翰文斋，逐渐成为官员集会、小坐之所。孙宝瑄日记内数次记在翰文斋“小坐”“略坐”，李慈铭、缪荃孙、叶昌炽、唐烜、江瀚、汪荣宝、贺葆真等人日记内均有在翰文斋购书、阅书之记录。用翰文斋套格纸撰写日记的书者较少，国图、上图所藏的仅有潘曾莹《小鸥波馆日记》。其版式为四周双边，每半页八行界格，单鱼尾，版心下部镌有“翰文斋”三字。

除却以上所列五家，还有青莲室、四宝斋、玉竹斋、翰宝斋、青云书屋、松茂室，等等，分布于北京、苏州等地。总体使用数量较少，版式亦差别不大，大都为四周双边栏，半页七至九行界格，亦有少量带字格的笺纸，纸铺名居于版心下方。这些纸铺今已不存且多无记载，却因日记的承载得以传世，在历史的缝隙中留下丝丝痕迹。

从日记版心镌字来看，清代的文人之间应有互赠私家套格纸的现象。黄彭年《黄陶楼先生日记》共五十四册，现藏于国家图书馆。^[29]日记第一册版心镌“戴经堂日钞”，第四册镌“待归草堂”，第二十五册镌“补读轩丛录”“桐华楼”，第三十四册镌“凤楼修记”，其余册分别镌“松竹斋”“五芝堂”“翰宝斋”等纸店名。第一册“戴经堂日钞”用其父黄辅辰日记笺纸。第四册“待归草堂”则为其好友唐树义《梦砚斋日记》用笺。^[30]待归草堂是唐树义任湖北布政使时，寄声家人为其在贵阳所建，后称病回籍，与其子唐炯二人在此堂中与诸名士交游，黄彭年即草堂中的常客。^[31]黄彭年为贵阳颇有名气的散文家，唐树义对黄氏文章多有欣赏，唐树义去世后，黄彭年为其撰写了墓志铭^[32]，并与其子唐炯结为儿女亲家，二人诗文唱和往来频繁。黄彭年在《次鄂生韵兼示蜀君甥》一诗中记其二人为伯仲之交，学时便相交甚厚：“与君伯仲交，识面各先后。伯子殂京华，望云思父母。忽已十四年，遗孤一编守。因忆同学时，相期何其厚。”^[33]除此外，黄氏还有《山月怀鄂生》《江楼晚眺怀鄂生》等多首怀念故友唐炯之作。光绪十六年（1890）十一月二十七日唐炯致书黄彭年，十二月初四黄彭年即病逝于湖北布政使任上。此时唐炯在云南督办矿务，他写给黄彭年的这封信函，黄彭年是否收到则未可知。^[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