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 | 法帖刊刻对苏轼尺牍墨迹的改动

【内容摘要】法帖刊刻是复制书法作品的常见方式，苏轼尺牍书法刊刻于法帖之上是后人认可其书艺、人品的重要表现。因为载体的改变，将书作刊刻上石之后，不免会与墨迹本产生差异，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苏轼尺牍书法的真实性与唯一性。法帖刊刻对尺牍墨迹的改动主要体现在改变尺牍行款与平阙、漏刻与增加印章、笔画形态失真变形几方面。探究法帖刊刻对苏轼尺牍墨迹的改动，可以还原法帖与墨迹之间的差异，厘清苏轼尺牍在流传过程中的递变。

刊刻法帖是将古人书作遗迹保存、复制、传播的常见方式，既可“昭书学之渊源”^[1]，又可“示临池之模范”^[2]。张伯英在论述法帖刊刻的目的与影响时说：“名贤遗墨传世无多，真且精者尤希见，非大力不能得，非鉴古有真识，所得亦不能尽善。藏者珍秘，非尽人所能获观，纵偶得一见，亦同过眼烟云。惟寿之贞珉，不啻化身千亿，不胫而行于四方，人人得赏玩临仿，足慰好古之心，弥学者之缺憾，刻者亦借此以传不朽，洵一举而数善备。”^[3]苏轼传世尺牍墨迹被历代不同法帖所收录刊刻。法帖刊刻编排过程，同时也是尺牍书法被复制的过程。在由墨迹到刻帖的转变中，本来完整的尺牍会因各种原因而导致行款、形式发生改变，从而形成同一尺牍在墨迹与刻帖两种载体中的不同形态。法帖刊刻中对原作的改动和误读，从宋时法帖大兴时便开始了。宋淳化年间所刻《淳化阁帖》，因王著“不深书学，又昧古今”^[4]而导致“瑶珉杂糅，论次乖讹”^[5]、“标题多误，临摹或失真”^[6]。将同一尺牍的“墨迹本”与“法帖本”进行比对，发现其中的差异，不仅可以清晰地呈现法帖刊刻的精良与否，厘清法帖的源流谱系，也有利于勘察苏轼尺牍书法在复制传播过程中的不同形态。

法帖刊刻过程中对原作行款的调整是较为常见的，进行这一调整的主要原因是法帖与墨迹或法帖与法帖间的版式的不同。如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与陈慥新岁帖》，纸张高度为30.2厘米，《渤海藏真帖》《三希堂法帖》均收入此帖，而《渤海藏真帖》版心高度为22.5厘米，《三希堂法帖》版心高度为28.8厘米。故为适应此两种法帖的版式，《与陈慥新岁帖》的行款格式遭到不同程度的改变。另一种原因则是法帖编纂、刊刻者为节省版面或不谙古时书仪平阙而将原作行款进行调整。如南宋赵希鹄在《洞天清录》中说：“盖太宗朝刻《淳化阁帖》，乃侍书待诏王著摹勒。著，小人不学，故于古人提空处皆联属之，此犹可也。至于虫鼠侵蚀与字之漫灭者，皆不空缺而率强联之，故多读不成句。”^[7]不论何种原因，法帖中对原作行款的改动、平阙形式的调整，破坏了体现尺牍中礼俗规范的书仪，以及因书仪而产生的章法错落、长短参差的章法形式美。古人对此已有认识，明代陆深《再跋七帖》云：“黄伯思亟称此帖为书中龙，盖妙在行款耳。此本行款当为摹勒者展促，亦失之矣。”^[8]陆深认为《十七帖》本妙在行款，而他所见之《十七帖》行款经摹勒者调整，失其原貌，神韵不再。明代赵宧光也曾强调书作中行款的重要性：

在法帖编排过程中，为适应不同法帖的版式，对苏轼尺牍行款的改动较多，平阙形式也有部分遭到破坏。如《与陈慥新岁帖》，“所收建州”句本应换行平出，但《渤海藏真帖》《海宁陈氏藏真》却将这一平阙形式抹去，紧接上文刊刻。《与赵梦得渡海帖》“后会”“令子处更不重封”皆应换行平出，《晚香堂苏帖》却紧接上文刊刻。《与可久北游帖》虽看上去是因第六行已书满，才将“会见万万”另起一行书写，其实根据平阙要求，表与对方相见一类的动词“会见”本应平出，此处只是恰好遇到前一行书满的情况。^[11]收入此帖的《泼墨斋法书》等四种法帖皆未体现这一平阙形式，即使《景苏园帖》中此帖所在版面尚有一行空余，但也并未依照平阙将此帖还原（图一）。还有一种情况，刊刻者意识到需要保留尺牍的平阙形式，但为节省版面，将原应平出的部分改为阙——即上空一字。如《与陈慥人来帖》中“书不意”三字、“远业轼蒙”四字皆换行平出，《宋贤六十五种》等法帖将“书不意”“远业轼蒙”上空一字，并未平出换行（图二）。

除了对平出的改动，法帖刊刻中对尺牍中上空的改动也有多处。如《萼辉堂苏帖》所刻《与陈慥人来帖》将墨迹第四行“公择”前之上空抹去；文宝摹刻《东坡苏公帖》将《与佛印买田阳羡帖》第四行“景纯”之上空抹去；《宋贤六十五种》将《与赵梦得渡海帖》题封处“梦得秘校”之上空抹去。

尺牍之副启一般位于正文之后靠下的位置，字形略小于正文之字。法帖中有时会出现将副启抬高与正文平齐的情况。如《渤海藏真帖》《三希堂法帖》《海宁陈氏藏真》将《与陈慥新岁帖》的副启部分抬高、《三希堂法帖》将《与陈慥人来帖》的副启抬高。

对尺牍行款的挪移、平阙的改动，无疑是尺牍复制传播过程中，因传播载体的改变而对尺牍章法造成的严重破坏。明代解缙《春雨杂述》云：

清代刘熙载在《书概》中也曾表示：“书之章法有大小，小如一字及数字，大如一行及数行，一幅及数幅，皆须有相避相形、相呼相应之妙。”^[13]原尺牍行间之顾盼、疏密、呼应等关系，在行款割裂改动之后便不复存在，故法帖有保存古人书法之字形结构之功，但若处理不当，有时也有破坏章法形式之失。

法帖中时常将尺牍中的部分内容漏刻。如《渤海藏真帖》漏刻《与陈慥新岁帖》中第十行“茶”字右上苏轼补写的脱字“木”；《仁聚堂法帖》漏刻《与陈慥新岁帖》“季常先生丈合下，正月二日”“所收建州”行末之“兼”字及副启部分；《朴园藏帖》漏刻《与程之元春中帖》中“达久”至“余热”三行、“二哥”下“□春”二字。此外，还有漏刻尺牍墨迹中的一些特殊符号的情况。如《晚香堂苏帖》漏刻《与杜传十缗帖》中“难”“患”二字之间的倒乙符号（图三），《雪浪斋苏帖》《晚香堂苏帖》漏刻《与董君获见帖》第八行“慰”旁之点去符号（图四）。

笔者在将苏轼同一尺牍之墨迹本与法帖本进行比对的过程中，还发现法帖对墨迹中部分印鉴进行刊刻的情况。由于现存苏轼尺牍墨迹都没有钤盖苏轼本人印章，故收录进法帖的印章多是历代鉴藏印。关于法帖中刊刻的印章，大约有两种情况：一是，有部分印章只出现在法帖中，而不见于墨迹，是因为在原作钤印之前，法帖已经刊刻，或法帖刊刻时将刊刻者的个人鉴藏印刻入；二是，有部分印章只出现在墨迹中，法帖并未刊刻，是由于法帖本身对墨迹所钤之印有所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景苏园帖》《安素轩石刻》所刻《与程之元春中帖》^[14]与《泼墨斋法书》所刻《与可久北游帖》中，均增刻“眉阳苏轼”朱文印一方（图五、图六），而此印不见于二帖之墨迹本。

“眉阳苏轼”朱文印在历代书画著录中有提及，《石渠宝笈》卷十载《宋苏轼书楚辞》题下注：“素笺本，行书，款署‘轼’字，下有‘眉阳苏轼’一印。”^[15]《大观录》卷五中《苏文忠公行书长者帖》题下注：“札尾月日上压‘眉阳苏轼’印。”^[16]《长者帖》又名《与毕仲举奉别帖》，墨迹本已不可见，《墨妙轩法帖》《小晚香堂苏帖》《谷园摹古法帖》中对此帖有刊刻。检阅此三种法帖所刻《与毕仲举奉别帖》，均无“眉阳苏轼”印。对于这种情况，若非著录有误的话，则可能由于“眉阳苏轼”印压在帖尾月日之上，需要刻工先刻文字，再于文字之上加刻印章，对刻工的刊刻水平有较高要求，故在刊刻之时并未选刻此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