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万章：忆故人 ▏学术守恒：薄松年印记

       2019年4月2日，著名美术史家、美术史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薄松年先生于北京医院病逝，享年87岁。薄松年教授从事美术史教学与研究60余年，他在艺术史教研的贡献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中国美术史教学；二、中国美术史教材编写；三、历代绘画特别是宋元绘画研究；四、民间美术调查与研究。

薄松年 著《中国绘画史》书影

        最早知道薄松年（1932—2019）的名字，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刚进入美术史研究领域时。当时，阅读《中国年画史》，还有《中国美术通史》，看到了作者“薄松年”的名字。后来，在90年代后期，广州一批学者在纪念美术史论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陈少丰（1923—1997）时，都英雄所见略同地谈到了陈少丰与薄松年合作编著《中国美术史教程》的艰辛与严谨。于是，“薄松年”这个名字便深刻地印入脑际，挥之不去。

薄松年 陈少丰等 编著 《中国美术史教程》书影

　　很荣幸的是，在随后参与的多项学术活动中，我有缘识荆，并向其请益。记得从2005年开始，澳门艺术博物馆便汇聚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等国内重要馆藏书画精品，每年举行一个专题展览，并邀集海内外从事美术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少长咸集，坐而论道，成为中国美术史研究与交流的一个品牌活动，极一时之盛。这个学术活动持续了近十年时间，是洞悉中国美术史学术前沿的重要窗口，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我从2006年参与“乾坤清气：青藤白阳书画学术研讨会”开始，便连续与会。正是这样的机缘，得以与薄松年先生相识、相交，并在随后的十余年断断续续的往来中，亲承教泽，获益匪浅。

2011年9月9日，本文作者与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薄松年（中）、台湾学者傅申（左）在澳门艺术博物馆留影

　　第一次与薄松年相见、聆听教诲是在2007年澳门举办的“与古为徒：吴昌硕书画篆刻学术研讨会”上。其时他76岁，但看上去却像六十出头的样子，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思维敏捷。对于每一个演讲者，无论对方是否是大名鼎鼎的学者，还是初出茅庐的研究生，他都会认真倾听，仔细做笔记。在互动环节，他也总会举手提问，对演讲中发现的问题提出质疑或补充。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发问时，总会特别顾及对方的感受。即便演讲者暴露的是显而易见的学术硬伤，他也会很委婉地从侧面指出，循循善诱，而不至于使人难堪，下不了台，对于后学晚辈，尤其如此，足见其为人之温良敦厚。在这一次的研讨会中，记得他演讲的主题是《梅花精神——论缶翁写梅》，本来是一个并不新颖的话题，在薄松年的视角中，却妙趣横生，观点独特，给人以启迪。他指出吴昌硕画画便是从画梅开始，是来自生活的感受和对春满人间的期盼。他梳理了吴昌硕不同时期的画梅作品，解读其师承及特色，并指出将油灯与梅花合绘是其首创。看得出来，他的研究是建立在大量作品爬疏之上的归纳与总结，是海量图像与文献的双重证据相结合。因此，他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可信度最高的。对于这一点，恰恰是很多学院派的学者容易忽略的。

2011年9月9日，本文作者朱万章与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薄松年（右）在澳门艺术博物馆留影

　　随后在澳门举办的研讨会中，至少有五、六次会议是我们同时参与的。我先后听他讲《渐江笔下的黄山》，阐述《金陵画家中的胡氏家族和胡玉昆〈山水〉册》和《王时敏〈山水〉册赏鉴》，还听他细说《胸怀忠义，腕底传神——试论陈洪绶〈水浒〉、〈博古〉叶子版画》和《恽南田题跋中有关王翚的资讯》，更听其宣读《明代宫廷肖像画中的历史记忆》。这些演讲，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阐释，也有细致入微的个案探究。他所作的PPT课件，生动活泼，图文并茂，在演讲时深入浅出，掌控的时间也恰到好处，这或许得益于他多年站在中央美术学院讲台的经验。我经常读薄松年先生的文章，在听了他多场的研讨会演讲后发现，要了解其治学精髓，只读其文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是并不完美的。他的很多精妙言论，以及条分缕析的治学路径，只有在他的娓娓道来的演讲中能切身感受到。在澳门研讨会，还有一个小插曲，一直以来成为学界美谈。在2011年，举办“山水正宗：王时敏、王原祁及娄东画派绘画学术研讨会”，午餐后与会代表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从博物馆广场一层扶梯上行至会议厅。在扶梯口，薄松年和比他小5岁的傅申突然从步行梯疯跑上楼，并在口里念叨说看谁跑得快。我和工作人员吃了一惊，在后面穷追不舍，唯恐两位老人家摔倒。两位学者是整个会场中年纪最长者，薄松年其时已80周岁，已至耄耋之年，他在石阶上飞跑却健步如飞，像个顽童。他俩跑到台阶尽头时欢快地看着追得气喘吁吁且惊慌失措的工作人员，露出得意的微笑。很多学者举出相机，留下了这一珍贵瞬间。我则最先追到台阶上面，有热心的朋友也为我们三人留下了珍贵的合影。看着两位年逾古稀却又步履矫健的学者，作为晚辈的我们才体会到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真正内涵。

薄松年 著《中国年画史》书影

　　在研讨会间歇，主办方安排参观大三巴、妈祖庙或其他胜迹，薄松年总是端着一个黑色的老式相机，拿着笔记本，像个渴求新知的大学生一样，不停拍摄照片，记录讲解内容，保持着一个和其年龄不相称的旺盛的求知欲。在博物馆一同参观展览时也是如此。这种孜孜矻矻，不辞劳作搜集素材的精神，往往使后生如吾辈者汗颜。

　　澳门研讨会之外，我们还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的研讨会中有过交集。2015年，由广东省博物馆主办的“传承与变革：宋元以来绘画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其时考虑到薄松年已84岁高龄，出于安全原因，主办方经慎重考量后并未直接邀请他赴会，而是打算邀约他赐文，会后邮寄文集给他。不曾想薄松年先生对研讨会及同主题的展览非常有兴趣，执意亲临会场。主办方很是感动，立即向他发出会议邀请。他不顾年迈，长途跋涉，并在会上宣读了《古代美术中的罗汉形象》，还主持了一场研讨会，引发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响。

　　事实上，会议主办方的担心是多余的。在其后的数年间，我还和他一起参加过多次研讨会，甚至直到其归道山的前一年，还能看到他全神贯注开会、专心致志演讲的身影。很显然，在薄松年先生那里，年龄是被忽略的，衰老疾病似乎都和学术不沾边，在他的人生信念里，永恒不变的是对学术的守望与执念，至老弥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