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利杰 | 董其昌的当代价值 –

 

研究明代绘画史和书法史,董其昌是绕不过的人物。我们现在对他的认识与清朝中期之前存在较大差异,前期董其昌书风受到极力推崇,影响深远,后期备受冷落,世人唯恐避之不及。启功先生就曾因早年学过董其昌而表现出后悔和遗憾。董其昌书风在整个二十世纪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一直到当代,董其昌知音也不多,相比吴门书派的文徵明、祝允明、王宠,董其昌的书风继承者寥寥。但笔者认为,随着整个社会对传统认识的逐渐加深,研究和学习更加关注书法本体,董其昌,这个影响了一代书风的大家,在艺术史上的名望与对当代产生的影响势必渐趋一致,也即董其昌书风的学习与挖掘,应该是当下的一个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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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书画合册》(行书部分)

董其昌在当时的影响有多大呢?《画史绘要》评价道:“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他活着的时候就有一大批追随者,到了清代,影响力达到顶峰,像李世民推崇王羲之一样,康熙和乾隆皇帝对董其昌书法非常喜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董其昌书法风靡一时。乾隆年间编辑的《石渠宝笈》收录的董其昌作品,是晚明书画家当中收录数量最多的。康熙曾说:“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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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草书五言诗条幅

 

然而到了清代中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频发,西方列强也趁机侵入中国,时局越来越动荡,祥和安宁的社会环境遭到了破坏,人人都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在危机面前,清雅秀美的帖学书风,不能适应人们内心的激烈冲突,由此,整个社会审美环境发生了转变,粗率质朴的碑学引起了人们的共鸣。特别是清末民初,民族存亡之际,各种激越的思想此起彼伏,有志之士力倡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和思想,以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

 

这个过程中,难免矫枉过正,对传统文化“恨铁不成钢”,不光对孔孟为代表的传统哲学思想提出批评,对文言文提出改革,甚至会迁怒于汉字,认为复杂的汉字也是落后的原因之一,更遑论董其昌这种“萧散疏秀、平淡天真”书风了。沈尹默书学二王一脉,被时人讥为“其俗在骨”,恰是当时社会审美的写照。

 

董其昌的影响在民国和解放初期降至冰点。特别是徐悲鸿在美术上倡导写生、写实,认为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以仿古为乐事,是中国画没落的主因,而四王肇始于董其昌,董自然也就成了重点批判的对象。徐悲鸿的美术理念在民国和新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董其昌成功的原因

董其昌成长在明朝社会最自由,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时期。他一五五五年出生后不久,便发生了著名的“张居正改革”,国家由弱变强,充满活力。他的家乡松江府文风昌盛,名家辈出,为董其昌未来的艺术发展提供了最原始的环境滋养。在仕途上,当他走进权力的时候,正赶上万历皇帝懒政,董其昌当然也可以顺应地“懒”下去,专心对待他的艺术了。不过,即使这样,政绩不显的董其昌从一介平民最终成为从一品的太子太保,在仕途上也可谓人生赢家了。他去世之后,谥号“文敏”,与赵孟頫的谥号一样,当然,一生都在与赵孟比较的董其昌活着的时候是并不知道的。纵观董其昌的一生,在艺术与仕途上游刃有余,时而进取,时而归隐,既能节节高升,也不为官场所囿,找到了爱好与职业的最佳结合点。那么,他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学霸董其昌。学霸不是个古老的名词,但用来形容董其昌再确切不过了。董其昌十七岁时参加松江府的会考,因为书写不够好而得了第二名,这刺激了好强的董其昌,他随后便把精力放在了书画上。没有想到的是,董其昌对书画越来越痴迷,对科考反倒不上心了,这可急坏了他父亲。有一年,友人拿来一把空扇请董其昌题画,这本是很平常的事,但董父却忍无可忍了,当场把扇子撕个粉碎,不允许董其昌画。在董父看来,董其昌是整个家族的希望,他应该为自己的未来奋斗。然而过了一年又一年,一晃到了三十多岁,董其昌依然沉迷书画,连个举人都没考上。一二十岁没有功名那还好,如今眼看着周边的朋友一个个都有了不错的前程,董其昌也必须努力了。恰好在三十二岁这一年,北京太学招收学生,他被录取了,于是,董其昌来到了北京,这对于董其昌来说是改变命运的一次行程。接下来他便开启了“学霸模式”,只用了一年就考中举人。第二年参加科考,北京太学的老师都认为,董其昌应该获得第一名,最后结果出来了,第二名。接着参加殿试,皇上亲自主考,董其昌名次又往后了,全国第四名,二甲进士第一,与状元、榜眼、探花失之交臂。现在想想,能在全国最重要的考试中取得第四名,应该是很不错的成绩了,但期望很高的董其昌,心情一定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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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临苏轼《杭州营籍帖》

 

第二,全才董其昌。董其昌是一位非常全面的艺术大师,全面不仅体现在书画成就上,更体现在文赋诗词论等各方面的修养上。我们分析古代书家,能兼擅画者并不多,这是因为,古代文人不画画很正常,但不写字则不可能。而董的意义,在于他的书法有绘画的滋养,绘画又融入到书法中,相得益彰,进而自成一家。例如他对书写中墨的实践,明显比其他书家丰富、深刻得多。此外,他还建立了自己的艺术理论体系,书画鉴定能力突出,甚至还写有不少政论文章。他的《容台集》在清代被例为禁书,这里收录了他任南京礼部尚书时所作的政论文章《笔断》,因为里面涉及到了后金而受到当局的禁毁。此外,董其昌在雅文学(如元典的收集)与俗文学(向晚明知识界介绍小说《金瓶梅》)方面表现出独到的见解。

 

第三,高情商。现在很流行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高情商是董其昌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我们都知道,他小时候生活不富裕,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学习,因为他结交了很多高质量的朋友,他们赏识董其昌的才华,董其昌也由此开启了顺畅的人生模式。结交的人中有达官贵人、商贾巨富,也有社会名流、收藏巨子。纵观董其昌的一生,结交的朋友极少有中途翻脸的。他们平时与董其昌赏画谈诗,遇到困难时,会及时伸出援手。更难得的是,他晚年能结交各个不同政治阵营的朋友,朋友之间可以水火不相容,但他在中间悠游自如,显示出不同于常人的交际天赋。董其昌的生命中出现过不少贵人,正是他们的帮助,让他的才华和能力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如官职做到从二品的莫如忠。董其昌和他的儿子莫是龙为知己,并一起跟莫如忠学习书法。有这样一个名望高、学问富、识见好的老师,董其昌的学书之路走得非常稳。曾经官至礼部尚书的陆树声也对董其昌给予关怀。董其昌在陆彦章(陆树声的儿子)家里做家庭教师,在任职期间,和陆家结下了深厚友谊,以后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陆家都会出手帮助他。大收藏家顾正谊、项元汴、韩世能等都很看重董其昌,董其昌在他们家,见到了很多对其艺术道路影响深远的古代经典作品。还有一个人曾经帮助过董其昌,这个帮助是一次性的,董其昌要去北京太学求学,也曾在太学上过学的人叫范尔孚,十分看好董其昌,便拿出一笔钱作为资助。以上大多是在董其昌发迹之前的好朋友,这样的友谊董其昌持续了一辈子。到了北京后遇到的贵人就更多了。比如说科考的主考官许国,非常欣赏董其昌的才华,达观禅师对他修禅影响至深。还有明代首辅王锡爵、叶向高在他遇到事情时,都会倾心帮助他。到后期,董其昌的交往更复杂了,复杂到东林党也交,阉党也交。他虽位高但不抓权,只潜心书画,不对任何人造成威胁,两头不得罪。在阉党和东林党争斗正酣时,他的官阶却从三品到二品再到从一品,被双方一步步送到人生的最高位。说到这里,很多人会对他的人品提出质疑。一个没有政治立场的人,那不是滑头吗?但是,历史总是这样,他如果有政治立场,可能就没有他的艺术。他在隐居的二十七年中,政治斗争愈加剧烈,每一个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毁掉一生。没有政治立场,使他远离是非圈,便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因此,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而是靠政治积累自身的社会地位,“是一位高明的生存者”,最终实现从政治到艺术的人生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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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草书七绝扇面

 

第四,视野开阔。与显贵交往,使董其昌人情练达,思想活跃,特别是他还做过“帝师”,见过大人物、大世面,心胸自然宽广无碍。与巨贾收藏交往,使他的艺术有本,视野开阔,下笔也就不碍于一笔一画。二十四岁时,他在南京看到了王羲之的《官奴帖》,大有所悟。董其昌最开始看到的名帖都是朋友的,到后来他也成了鉴定家、收藏家,就有更多机会细细地研究和把玩书画名帖了。董其昌年纪轻轻,便在古今名帖上作诗题跋,试想当代谁会有这样的机会呢?现在在展厅看一眼真迹,可能都要排几个小时的队,更遑论把手展玩、题诗作文于其上了。

 

第五,禅意人生知进退。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这是那时所有年轻人的追求,年轻的董其昌也一定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借助国家平台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但董其昌与那么多文人不一样的是,他有可以依赖、退守的精神家园,那就是书画。《明史》评价董其昌:“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他的画室叫做“画禅室”,他的书房叫做“墨禅轩”。董其昌把禅理、禅意融会贯通在自己的生活中、书画里,成为伴随他一生的思维方式。也因此看待万事万物,处处有禅,处处有境,当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便不会为物所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是苏东坡的理想,时时刻刻备受政治打击的苏东坡,只能把理想寄存在诗词里。他当官十八年,归隐二十七年。当他在为官过程中,哪怕出现小小的不如意,董其昌就会直接请假回家,投入到自己的艺术世界中。我想,一个男人在巨大的权力、名利面前,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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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周子通书》

第六,好学。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董其昌找到了学书之乐,就不需要人去敦促,精力、聪明才智都用到了书画上。在那个时代,科举考试才是正途,书画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但在董其昌心中,当解决了生存问题后,便可安心书画了。八十多岁时,看到一幅书画非常喜欢,然后就是惆怅:在风烛之年,没有精力再学了,但是有愧于这么好的作品放在眼前啊。活到老,学到老,从不满足现状,使董其昌的艺术一直充满生机与活力。

 

第七,身体好,高龄。董其昌八十二岁去逝,在那个时代是高龄了,这使他有充足的时间去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从十七岁与书画结缘,此后漫长的人生之路,各个阶段都留下了能代表那个时期的力作,如同人生的台阶,一步步随着时间的推移,超越一个又一个同时代的人,达到艺术的顶峰,在艺术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如果在行进的过程中过早夭亡,那他便不足以有如此大的成就。他这一辈子,从上海到北京,再到福建、湖北,去了很多地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赖于健康的身体。他每次归隐时都说自己身体不好,但实际上身体好得很。七八十岁时手握毛笔,热情不减当年,感觉有用不完的精力。面对艺术他从不怠懈,从不偷懒,不知是长寿成就了他的书画,还是书画成就了他的长寿。

 

第八,教育成果斐然。晚年的董其昌书法影响越来越大,有一大批忠实的追随者,形成了以董其昌书风为中心的华亭派,光芒盖过稍早之前的吴门书派,并一直延续到清中期。受其影响的有陈继儒、王时敏、查士标、八大山人、姜宸英、孙岳颁、查升、何焯、张照、王文治、铁保,等等,更何况还有康熙、乾隆两位帝王的推崇,这些人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有较大的影响力,反过来又推高了董其昌的成就。董其昌书风由明代到清代、由上海到全国,成为书法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提到董其昌,就不得不提到他在六十岁左右时发生的“明抄董宦”事件。说他的儿子强抢民女,最后造成了民变,一把火把他们家给烧了,董其昌仓皇逃跑,后人依此对董其昌人品产生了疑问。中国古代文人特别是艺术家非常讲究人品,比如蔡京、秦桧、严嵩的人品不好,作品就很难流传下来,更不会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从皇帝到文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切不可非左即右地把他划成大地主大恶霸打倒了事。对待这件事我们要辩证地看,不能以讹传讹。

董其昌书风

学习董其昌,不仅要了解董其昌的身外世界,更要细心感受他的精神世界、思想境界,体会他笔下的来由。董其昌一生临摹不辍。他强调:“学书不从临古入,必坠恶道。”这是他学习书法的基本观点。董的取法很广,也有比较多的临摹作品留传下来。总体来说,他从二王、颜真卿、米芾处得到的“营养”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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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跋米芾《蜀素帖》

 

董其昌临帖,主张“妙在能合、神在能离”,不是亦步亦趋地追求“复印”效果,而是遗貌取神,表现出强烈的个人意趣。既能抓住原帖的精髓,又能与自己的精神气质相协调,边学边悟,同频同进。也就是说,董其昌在学习古人的时候,时刻保留着内在的自我。比如,他临米芾书作,把其中一些最有特点的笔法过滤掉了,这样米芾书法中共性的丰富的笔法被董其昌拿来与自己“会师”,强烈的个人风格却不会附加在他身上。学颜真卿也是这样,厚重的部分,粗狂的部分,都被董其昌天性的理解能力雅化,你可能看着不像,但是董其昌从中实实在在得到了实惠。当然,我并不是建议每人都要如此学习书法。董其昌自始至终是站在高处去感知经典,心中有数,凌空而取,而不是仰望着古人一股脑地信奉“拿来主义”。从某方面说,他是用自己独特的气质在跟古人对话,是天才型的、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人。

 

董其昌主张临摹真迹,有了一定的书写经验后再临摹刻本,这样才可以看到原帖当中的用笔、用墨之法。他说:“禅家亦云,须参活句不参死句。书家有笔法,有墨法,惟晋唐人真迹具是三味。其镌石锓版,流传于世者,所谓死句也。学书者既从真迹得其用笔用墨之法,然后临仿古帖,即死句亦活,不犯刻画重佁之诮,方契断轮之意。”

 

品评董其昌书法,整体上透出清雅生秀的气韵,每笔每画看似平淡无奇,实则丰富细腻。对于董其昌书风,我理解整体上就只有一个字:欠。欠,是克制后的欠缺,是舍弃后的不够,是宁生勿熟的度。经典书法风格,无不有自己的尺度,创作时候过于放纵,痛快淋漓,追逐欲望,但在品格境界上,却容易落入俗套。董其昌的欠,是艺无止境的另一种诠释,只要有进取之心,理想总是在远方,眼光一直在脚步之前。他对艺术终生不倦、从不满足的探索,得到的是“生”,并因生而秀,笔下充满禅机,使人如入芝兰之室,淡雅清新,又如品赏含苞待放的花朵,给人无限遐想,丝毫没有浑浊之气,永远都是挺拔的、立起来的、充满生机的。因此,要让书法作品有韵味,手头就要留有余地,该连的地方不急着去连,该倾斜的地方不急着倾斜,用淡雅的心态去面对这些纸和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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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跋《古诗四帖》

 

笔者初识董其昌时,临学的是其题《古诗四帖》跋,字非常小,但笔笔中锋宛如大字。由是我想到了《书谱》,里面相对细劲的笔画,多用中锋完成,比较粗状的笔画,则用侧锋写就,特别是有些点,作者懒得调锋,就直接擦出来。这是基于小字书写,一笔带过,也显现不出什么问题,但这样的字,受工具的限制,是不可能放大书写的。董其昌题《古诗四帖》跋的字更小,竟然没有一笔偷懒懈怠,放大看也精神威武,这样的笔法给我以深深的震撼。

 

因此,董其昌处处克制自己的行为,克制自己的笔法,克制自己的感情,克制自己对笔墨纸砚的放纵。在笔法上,几乎笔笔中锋,线条没有那么粗,没有那么涨,也没有那么放。董书一定是在中锋的状态下去运行,即便不是中锋,也有向中锋转变的趋向。比如,侧锋大都出现在起笔阶段,然后马上通过调整变成中锋,使不彰不显的笔画中,凝练中透出玄机,不动声色却生动丰富。也有极个别笔画是全侧锋,但这样笔画通常很短,从侧锋还没来得及转到中锋,笔画就结束了。董其昌的侧锋主要集中在起笔处,笔画的中间则非常少。“中锋取势,侧锋取妍”,这仅有的侧锋起到了调节气氛、增加灵动的艺术效果。其实远不止这几种笔法,八面出锋,才能发挥毛笔笔锋圆锥体的特点,理论上说,只要对毛笔有一定的掌控力,笔锋垂直纸面,到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中锋行进。不得笔法者,只是用了笔锋的其中一面,特别喜欢用靠近自己的这一面,写竖还好,其他笔画只能用侧锋“擦”了。因此,读董其昌法帖,会经常看到笔锋从任意方位直接入笔、随势翻转,而中锋则时时不离左右。

 

在笔画的运行中,行止转的调节、中侧锋使用,董其昌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提”,他说:“发笔处,便要提得笔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传语。”提是按中提,按是提中按。提,是董其昌用笔的基本要求,哪怕是按,都要有提的概念。只有这样,笔锋运动时的转折顿挫才能轻灵便捷、运转如意。书写的时候一定要一气呵成,由笔顺产生笔势,再由势产生气,由气而生韵。所以在书写速度上,不是平均分配,在起笔、转折处需调锋,因而要慢,笔画中间,则可稍快。就如车行高速,过快则飘,过慢则滞,都易造成危险,而在转弯处通行则要慢,否则离心力会使车辆失控。

 

董其昌的章法比较疏朗,如星月散布苍穹,也很克制,极少有比较大的艺术冲突,在相对平淡中娓娓道来,看似平淡无奇,但放在一起韵味顿生,如对异人,高深莫测。因为章法上没有大的节奏,董其昌的作品适合用手卷、信札等表现,可把玩、细品,不可与强势霸道者在展厅斗艳。

 

用墨方面,董其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直用很淡的墨。流传下来的作品里确实有特别淡的墨,从中可以看清笔画之间的丰富关联,但是,他也有用焦墨写成的作品,依然写出了特有的韵味。书写中,他不会因为淡墨下笔流利而增加牵丝引带,枯墨容易干燥也能做到墨气十足。似乎有点完美主义的董其昌,无论在什么状况下,该有的细节一个也不能少。董其昌通过研习绘画,对墨分五彩体会尤深,这才是他用墨的特点。但他墨的使用也有节制,不会让它过于跳,一定要控制在自己认可的范围之内。比如王铎的涨墨,水和纸相互生发,虽然王铎能够大体控制,但往往会有一些意外效果,这在董其昌看来是不可接受的。董其昌对笔墨的这种理性,使他的绘画和书法有一种简远的艺术意境,所以他不能大开大合地去宣泄情绪,只能书写自己的修养,书写自己对人生、对艺术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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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书紫茄诗行书长卷

 

董其昌传世作品量大质好,形式丰富。《紫茄诗》用笔比较厚重,可以从中体会董书的大字。《杜工部诗册》写得非常有才情,浓淡枯湿变化丰富,这是董其昌少有的放旷之作。《论书帖》规范中透出趣味,《答客难》秀整中饶有灵气。其他还有《昼锦堂记》《送李愿归盘谷序》《罗汉赞诗》等都非常不错。董其昌还有很多精彩的题跋,如题米芾《蜀素帖》,题《潇湘卷》《荆溪招隐图》等都非常精彩。董其昌的楷书写得很清新,不落俗尘。他自己也非常看中自己的小楷,他说:“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也”。但他的小楷同样以气韵为上,看似简单,其实写好不易。

 

董其昌书风在当代

从金文小篆,到帛书简牍,从历代经典,到民间残纸,从流传有续到新近出土,当代的书法取法非常丰富。甚至很多古代三流书者都受到极大关注,艺术价值被充分挖掘。比如清代的郑簠隶书,习气较重,本不是书之大道,但正是因为“不同”,与其他人拉来了距离,便吸引不少人学习并取得一定成绩。但令人疑惑的是,我们为什么对影响如此深远的董其昌视而不见呢?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董书以小字居多,写大了势弱,不适合展厅。他的书法又非常的克制,笔笔中锋,线条不够粗状,如果是手卷倒还好,如果写成条幅挂在展厅,没有大开大合,少有涨墨枯墨,视觉刺激不够,会让人觉得单薄。他的书风更不能像王铎那样有很强烈的情感宣泄,致使当代人觉得自己的情感无法通过董其昌书风进行表达。

 

二是董其昌的书法风格清、雅、生、秀,这对一般作者来说很难捕捉得到。学习董其昌要有较强的帖学基础,对笔法要有深刻的认识,这需要较长的过程。况且董书追求的气韵,并不是仅通过技法就可以学到,既要具备较好的综合修养,又要能思善悟,吃工夫难见效。

 

三是延续了民国的风气,碑学的畅达对董其昌书风的抑制非常强烈,这既有时代因素,也跟大众审美趣味有关,因此把董其昌书风和当代展览进行研究、学习和结合者少,或者说,在这方面我们缺少榜样,没有人贡献现有的成功接近他的方式、方法,没有人去引领大家靠近他。

 

但是当代审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展览的取向也在探索中。试想,如果展厅里的行草书到处都是张狂的自我表达,董其昌空灵有韵的书风,会不会飘出一股清气,一下子吸引评委的眼光呢。再者,董其昌书风在当代的传承,不可能真正回到过去,我们学习董其昌,不是为了成为董其昌,而是要结合时代写出自己的新风貌。只有深入进去,学而化之,为我所用,沾染』上他那种独特的清新、淡雅之气,笔下自然不会有俗气。俗是从哪里来的呢?俗是从大量低级的重复当中来。因为你停止了艺术的探索脚步,周边的风景便渐渐不再新鲜,久了便视之不见。

 

可喜的是,在第四届青年展上,有三件董其昌书风入展,这引起了书坛的关注。在第六届兰亭奖上,笔者以董其昌书风为基础创作的三件作品受到了专家的肯定。董其昌书风与当代展览,并不是天堑,一定有其时代特有的代入方式,让我们走近他、感知他,并在这个多元的审美条件下产生更多的可能性。另外,董其昌书风在当代被发掘得晚,反而成为了宝藏。我相信,如果走进董其昌,会发现一个新天地,一个广阔的无垠的、曾经无比繁华的,却又被废弃很久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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