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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田勇次郎 | 古法书的真迹本和临摹本 –

人类保存书画真迹之难自古有之,

我们习惯认为只要是墨书就表明它是真迹本,

事实并非如此~

书法能够保存八百年左右,

至千年精髓褪去,

一千二百年消亡。

中田勇次郎 | 古法书的真迹本和临摹本 –

 

书法能看到真迹再好不过,但保存至今的真迹却极其稀少。宋苏易简在《文房四谱》卷四写到:『《画品》云:古画尤重纸上者。言纸得五百年,绢得三百年方坏。』明董其昌《画眼》中也引用宋代米芾的话,纸能过千年,而绢不过八百年。宋赵希鹄在《洞天清录集》中道:『世言纸之精者,可及千年。今去二王才八百余年,而片纸无存。不独晋人,如唐世善书之迹,甫三百余年,亦希如星凤,何也?尝考其故,葢物之竒异者,常聚于富贵有力之家,一经大盗水火,则举群失之,非若它物散落诸处,犹有存者。』明茅一相在《绘妙》中也提到,画能够保存大约五百年之久,到八百年时画的精髓褪去,至千年消亡。书法能够保存八百年左右,至千年精髓褪去,一千二百年消亡。

如此看来,人类保存书画真迹之难自古有之。如今,莫说魏晋法书真迹,即便隋唐法书真迹也少之又少。

流传至今的古法书中,真迹数量寥寥无几,大部分为临摹或伪作。我们习惯认为只要是墨书就表明它是真迹本,事实并非如此,必须加以辨别。以下,笔者将针对真迹本进行详细的考察研究。

一、古法书的摹本

南朝宋虞和在其《论书表》中写道:

『羲之常自书表与穆帝,帝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更详看,乃叹曰,小人几欲乱真。』

宋羊欣《古来能书人名》中也记载道:

『晋穆帝时,有张翼,善学人书。写羲之表,表出经日不觉。后云,几欲乱真。』

南齐王僧虔《论书》曰:

『张翼书右军自书表,晋穆帝令翼写,题后答右军。右军当时不别,久方觉云,小子几欲乱真。』

王僧虔《论书》中还写道:

『康昕学右军草,亦欲乱真,与南州识道人作右军书货。』 据说康昕是晋代人,胡人出身。

唐张怀瓘在《法书要录·卷八》论及羊欣时提到:

『又有义兴康昕与南州惠式道人,俱学二王,转以己书货之。世人或谬宝此迹,或谓为羊。欧阳通云,式道人右军之甥,与王无别。』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中写道:

『康昕,字君明,外国胡人,或云义兴人。书类子敬,亦比羊欣。曾潜易子敬题方山亭壁,子敬初不疑之。画又为妙绝,官至临沂令。』

据此我们可知康昕曾做过王献之代笔。晋代时就已有人制作过王羲之、王献之的摹本以及类似的东西。反言之,在流传下来的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真迹中,也应该有这种摹本或者赝品。

虞和《论书表》中也曾论及二王等人的古法书仿品:

『新渝惠侯,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揉,莫之能别。故惠州所蓄,多有非真。然招聚既多,时有佳迹。如献之吴兴二笺,足为名法。』

虞和《论书表》为宋明帝泰始六年(四七〇)之作。据此可知,晋宋时期便有很多法书的摹本和伪作。

另,在《论书表》中也出现了『拓书』一词。

『繇是拓书悉用薄纸,厚薄不均,辄好皱起。范晔装治卷帖,小胜犹谓不精……』
『今拓书皆用大厚纸,泯若一体,同度剪截皆齐。』

此处所论之拓书,从文章的前后来看,皆与书法装裱有关。故,拓书应为装裱之意。之后拓书一词广泛用于摹书,到南朝宋时期似乎尚无此区别。

根据真迹本来制作摹本,在梁时代的文献中也有论述。

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中写道:

『乐毅论,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今旨以为非真,窃自信颇涉有悟。』

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中写到:

『乐毅论者,正书第一。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据此可知,梁时代曾制作过乐毅论摹本。

另,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中还写道:

『钟书乃有一卷,传以为真。意谓悉是摹学,多不足论。有两三行许,似摹微得钟体,逸少学钟的可知。』

根据这些记载,可知梁时代有过魏晋的名迹摹本,人们称之为梁模本。可以想象梁朝时,在作为真迹本留存下来的作品中,就已经出现鉴别困难的情况。钟繇《宣示表》及《墓田丙舍帖》等都是王羲之临书,《白骑遂帖》为王献之临书,此说法也在宋黄伯思《法帖刊误》中被提及。不过,现存者均为后世墨拓,离真迹则更为遥远。由此可知魏晋真迹流传下来应该有多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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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钟繇《宣示表》(宋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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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钟繇《墓田丙舍帖》(宋刻本)

法书摹本的例子还有很多。《南史》卷三十二《张融传》中道:『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绝,而皆出钱塘。谓,杜道鞠弹棊、范悦诗、褚欣远模书、褚胤围棋、徐道度疗疾也。』据此可知,南朝宋褚欣远是模书名手。

在《北史》卷二一《崔宏传》中写到:『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于市,遇得之年,将二百宝其书迹,深藏秘之。武定中,遵业子松年,将以遗黄门郎崔季舒,人多摹榻之。』这里用了『摹拓』一词。

二、双钩填墨

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中写道:

『近十余日,情虑悚悸,无宁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复待。填毕,余条并非用,惟叔夜(嵇康)、威辇(董京)二篇是经书体式,追以单郭为恨。』

此封信讨论的是有关书法的内容,文章使用『填毕』一词,是指在双钩的文字上面填墨,『单郭』是指对文字的轮廓进行双钩。

宋黄伯思在其《东观余论·跋黄庭坚后》的题跋条目中写道:『此帖一卷乃唐褚令摹,单郭未填。』此处『单郭』与前文所言为同义,此词一直沿用到宋代,意为双钩。

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曾曰:『臣,比郭摹所得,虽粗写字形,而无复其用笔迹势。』此处『郭摹』是取代双钩进行摹写的意思。从以上记载可得知梁代时就已出现双钩填墨法。上文《北史·崔浩传》中所说的『摹拓』或许就是用双钩填墨的方法进行摹写的。

三、唐代的拓摹

至唐代,唐太宗比较崇尚王羲之,以六朝真迹本、摹本为范本制作了很多拓摹本。唐张彦远在其《法书要录·唐禇河南拓本乐毅论记》中记载:『贞观十三年四月九日,奉勑内出乐毅论。是王右军真迹,令将仕郎直弘文馆冯承素模写,赐司空赵国公长孙无忌(等六人)。』文中所赐即唐代摹写的拓本。

唐武平一在《徐氏法书记》中记载:

『贞观初,下诏购求,殆尽遗逸,万机之暇,备加执玩。兰亭、乐毅,尤闻宝重。曾令拓书人汤普彻等拓兰亭,赐梁公房玄龄已下八人。普彻窃拓以出,故在外传之。』

又载:

『及太宗晏驾本入玄宫,至高宗又敕冯承素、诸葛贞,拓乐毅论及杂帖数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

唐何延之《兰亭记》中也有记载:

『帝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

据此可知,唐太宗、高宗时,就已经有专门从事拓模古法书的拓书人。在《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中记载:『崇文馆拓书手二人,楷书手十人,熟纸匠一人,装潢匠二人,笔匠一人。』唐徐浩在《古迹记》中记载:『至十七年,出付集贤院拓二十本,赐皇太子诸王学。』

拓与摹意思相同。拓、拓书、拓摹或者摹拓具体就是用双钩填墨这种特殊技术进行摹写。摹写的叫拓本或者叫摹本。摹与模相同,又写作模。唐代摹本相对于梁摹本来说叫唐摹本、或者叫唐模或唐橅。下面举一两个例子。

唐窦臮《述书赋》中有『传拓』一词。传拓也是传摹的意思,但唐代多盛行双钩填墨的摹写方法,所以多用『拓』字。唐孙过庭《书谱》所述『摹拓日广、研习岁滋』,记载了法书拓模和学习的流行情况。唐张怀瓘《书断·齐张融小传》中记载『拓本盛行于世。』当然,这里也说的是摹本的意思。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中记载:『御府拓本为官拓』,这也是拓摹本的意思,并且有官拓和个人拓之区别。《名画记·卷三·论述古今公私印记》条目中记载『元和之印,或是官印,多印在拓本书画上』,另外也记『摹拓之印』,这两方印都是用在唐代制作的摹拓本上的印章。

在日本正仓院的《东大寺献物帐》上载有『大小王真迹帐』,又在书法二十卷中记载『拓晋右将军王羲之草书卷第一』等。这里作出真迹与拓本的区别。这里的拓可以用《丧乱帖》和《孔侍中帖》来证明,均用双钩填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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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王羲之《丧乱帖》(唐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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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王羲之《孔侍中帖》(唐摹本)

再后来法帖模勒上石,所以拓本变为墨拓拓本的意思。在有关碑帖的著录中把拓本叫做拓本,但字典中往往把拓本单纯解释成墨拓的拓本。所举示例中也有常把两者意思弄错,须注意使用。米芾《书史》中把拓本叫做石本,或称之为刻石或橅石,来区别拓本。在《书史》和《宝章待访录》中也有临拓或者临拓本,对其解释也经常混同,但临拓是临摹的意思,不是墨拓的拓本。

四、真迹鉴别的四种方法

以上,对真迹本的种类做了概述。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如何鉴别真迹本。首先,我们必须确定的是它是否真迹。在制作真迹本别本时,古人认为有以下四种方法:临、摹、硬黄、响拓。

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中有对这种方法的说明。

『牟博书画古器,前辈著书矣。其间有论议而未详明者,如临、摹、硬黄、响拓。是四者,各有其说。今人皆为临摹为一体,殊不知临之与摹,迥然不同。临为置纸在旁,观其大小浓淡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摹谓以薄纸覆上,随其曲折,婉转用笔,曰摹。硬黄为置纸热熨斗上,以黄蜡涂匀,俨如碗角器,毫厘必见。响拓谓以纸覆其上,就明窗牖间、映光摹之。』

这四种方法在后世被继续运用,明清时代著作中也可见。明代李日华在其《紫桃轩杂缀》卷中同样记载了这四种方法:

『唐人崇事法书。其治书有四种,曰临、曰摹、曰响拓、曰硬黄。临者置纸法书之旁,睥睨织浓点画而仿为之。摹者笼纸法书之上,映照而笔取之。响拓者坐暗室中,穴牖如盎大,悬纸与法书,映而取之,欲其透射毕见,以法书故兼色沉暗,非此不澈也。硬黄着嫌纸性终带暗滞,置之热熨斗上,以黄蜡涂匀,纸虽稍硬,而莹澈透明,如世所为鱼枕明角之类,以蒙物,无不织毫毕见者,大都施之魏晋钟索右军诸迹,以其年久本暗,又所宗师,故极意取之也。临书如双鹄并翔,各极其致,不以为步骤之拘,非于书有诣者不能也。以故属之虞褚诸公,以下三者,即赵模、冯承素辈职耳。』

这里更加详细的说明了这四种方法。

另外,在《六砚斋笔记·三笔》中记录了双钩廓填、响填、硬黄三种拓法。文意大体相同。是对唐人硬黄本右军帖上的题跋。

清周亮工在《因树屋书影》卷五中也有对这四种方法的详细解说。在这里引用了李日华之文,在后面附上解说。

『今人不用熨斗涂蜡,但以油脂入少许蜡,槌薄侧理既明彻,又不透渗。或用薄明角作板,映而书之,硬黄似矣,惟响拓尚未分明。予在北海,见胶西张用之为人集右军帖中字作碑。先用硬黄法摹帖中字于纸,响灯取影,以远近为大小,若今人为影戏者。度其式合,就而双钩,然后实填,故一帖中字大小能相似。又,幼时新城王公修开封学,榜联皆集欧阳率更书,亦用此法。又,黄山谷与人帖云,唐临夫作一临书桌子,中有抽替,而两行许地,抽替中置灯,临写摹勒,不失秋毫。与予以灯取影之说合,以法书缣色沉暗,向日映之,特其一端耳。响有影响义,一作向。』

文中说,现在的人不用熨斗涂蜡的方法,只是在油脂里加少许的蜡,用槌子敲打纸张使其变薄,这纸张的纹理会变得明显,但也不至于渗透。或者制作明亮且稀薄的明角(用贝壳制作的透明板),用它迎着光线书写的话,是一种类似硬黄的方法。只是还不太清楚响拓。我在北海的时候,看到一个叫张用之的人为人集王右军帖中字制碑。首先用硬黄的方法把帖中文字临摹于纸上,再利用影绘的方法,根据远近调整文字大小,这种方法恰好与现在的影戏相通,然后双钩填墨,所以一帖中每一个字的大小都很相似。幼时,新城王公在修理开封学堂时,榜联都是集的欧阳率更(询)的书法,也是用这种方法。黄山谷给别人书信时说道,唐临夫制作了一个临书桌子,桌子中间有个抽屉,在抽屉中间放一盏灯,这样在临写摹勒的时候就秋毫不差了。这与我所说的灯取影相合,法书的纸色暗沉,通过日光相映,只是其中的一种。『响』有影响的意思。

用影绘的方法模写书画在宋陈槱的《负暄野录》卷下中也有记载,可知宋代就用这种方法进行模写。接下来,进一步来探讨古人对以上四种方法的说法。

五、临

有关临的叙述,自古认为是学习书法的方法。魏晋以后,书法作为艺术作品来鉴赏,就像虞和《论书表》所记载,把学习书法说成『戏书』或者『学书』,真正学习书法艺术的习惯在这之后才逐渐兴盛起来。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中记录有王羲之临钟繇书法之说。《与梁武帝论书启》中所说的『摹学』认为摹与临意思相同。萧、阮流派莫不临学乐毅论,这也说明临学和摹学没有明显区别。隋智永临真草千字文,把比较喜欢的八百余本分发给浙东各寺院(唐何延之《兰亭记》),这时期所说的临就是从智永的千字文而考虑,不是后世人所认为的临,而是比较接近于摹的意思。唐张怀瓘的《二王等书录》中记载,最近有释智永,临写草帖几可以假乱真,同样也能说明与原本一模一样。

像这样临与摹没有明显区别的例子很多,一般会习惯使用『临摹』这个词,经常分不清彼此。但笔者认为临和摹原则上还是有所区别的。

唐太宗曾提到:『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墨池编·唐太宗论书》卷二)这里所说的临就是所谓的意临。不仅唐太宗,初唐名家书论中有很多唐中期以后流行的传授性东西,到底可信度有多大还不知道,但文中明确了临书的性质。唐代『临书』的例子有欧、虞、褚等人临的《兰亭序》,与赵模、冯承素的拓模有本质区别。因为,欧、虞、褚的临书中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他不以作伪为目的,而是自然的呈现运笔习惯,只是比较忠实的摹写原本。因此,也有人把褚临叫做褚模,两者没有严格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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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临黄庭经》(局部)

《唐人临黄庭经》(故宫博物院藏)就是一例。《黄庭经》本来有多种版本,本文为五十八行文字组成(连上标题、跋尾各一行共六十行),从本文第九行中间缺大约六个字的地方来看,与水痕本是同一系统的,书法风格和初唐盛行的欧、虞风格的小楷相近。因有硬黄纸本,所以此本好像是依据原本拓模而成,但是否真从王羲之真迹拓模而来,值得商榷。或许它就是唐人临本的其中一个,是明显带有欧、虞风格的书法。除此之外,还有唐虞世南书《黄庭经》(民国二十二年无锡裴氏壮陶阁藏本影印本)。这个在内容上与水痕本相近,但书法一看就是虞世南风格的。它被认为是初唐或者更早的临本,在《壮陶阁书画录》卷一中认为此本是唐初人书。小楷文字本来就小,用响拓方式来完成精密的拓模是较为困难。临书的方法很多,临本虽然能把原本的书式和文字结构都能显现出来,但把原迹的原样摹写下来还是比较难的。晋人小楷中能很好传承原本样子的基本没有,可能也源自这个原因吧。

唐徐浩在古迹记中列举了诸位名家各自得意书体之后,指出陆柬之比较擅长临书。陆应该就是虞世南的外甥,年轻时跟随虞世南学习。之所以说他擅长临书,是因为他临写的与晋张翼模仿王羲之表奏很难区分。这里所说的临也是指尽量忠实依照原本的意思。

日本正仓院《东大寺献物帐》上记有临王羲之诸帐书屏风,这与同样在献物帐上记录的大小王真迹书、拓王羲之书是有区别的。光明皇后所写《乐毅论》是王书的临本,这一点不容怀疑,这作为一个实例遗留下来。

空海在《高野杂笔集》中记载,少年时代经常临古人遗迹。同样在空海《性灵集》卷四中记载,书刘希夷集献纳表中说文是秀逸之文,书法为褚临、王羲之遗体。这些例子所说的临也是传承了唐土习惯。总之,传承唐代二王典型的传统派书法中的临,大概都是与摹相近。颜真卿、张旭、怀素等革新派之后的临一直比较注重个性,这与之前的临在本质上有些不同。

六、临与摹的区别

至宋代,临与摹的区别更加明显,也有人提出两个概念不能混同的意见。米芾《书史》中记载:『画可摹(不能临),书可临而不可摹。』明李日华的《紫桃轩又缀》卷一中记载:米元章所谓书可临可摹,画可临但不可摹。临得势,摹得形。如果画只得形的话容易变成专职事务,就会逐渐失去画的精髓。后人也用极其含蓄的语言区分了临与摹的性质。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也提及了临摹二法:『世人多不晓临摹之别,临谓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摹谓以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拓之,若摹画之摹,故谓之摹。又有以厚纸覆帖上,就明牑景而摹之,又谓之响拓焉。临之与摹,二者迥殊,不可乱也。』

这与前面提到的游宦纪闻的说法是一致的,可能这个说法更早。宋姜夔在《续书谱》的《临》这个条目中道:『临书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摹书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笔意。临书易进,摹书易忘,经意与不经意也。』

可见,至宋代多论及临与摹的区别,两者的意义也逐渐稳固下来。

七、摹

硬黄与响拓也被认为是摹的一种,所以广义上来说,所有用临的地方都可用摹。但是,相对于硬黄和响拓这些特殊方法来说,摹意味着只是用普通的纸、普通的方法进行临写。

八、硬黄

所谓硬黄指的是在纸上涂上蜡,使其透明,用这种特殊纸进行摹写的方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中论及画体工用与拓写时记载道:『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据此可以证实在唐代就有用蜡纸摹写的方法。在原注中,还附记了晋顾恺之有摹拓妙法一事。

在米芾《书史》中也能看到很多用蜡纸摹本的例子。《唐摹右军帖》,就是现在的《奉橘帖》,用的就是双钩蜡纸摹,也叫做硬黄纸本,是用硬黄的方法制作的最好实例。褚遂良的《枯木赋》是粉蜡纸拓书,智永《千字文》是唐粉蜡纸拓书。《兰亭序》也有粉蜡纸拓书。右军书的《唐摹四帖》中,有两幅是冷金纸硬黄。这些都是硬黄的例子。宋岳珂在《宝真斋法书赞》卷七中记载:唐人摹王右军《转胜帖》用的就是冷金纸,未装裱时会发出银叶般声响,薄如蝉翼,实属罕见之物。冷金纸好像就是在纸上施以泥金或者洒金。根据《书史》记载,王羲之的《玉渊帖》就是在冷金纸上双钩摹帖。现在所知的王羲之《游目帖》是冷金纸的摹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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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王羲之《奉橘帖》(唐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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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王羲之《游目帖》(唐摹本)

宋董逌《广川书跋》中有一项记录了硬黄。

『世有持逸少《出师帖》,作硬黄纸,渍以灵脾水,久之色如茅屋漏汁,纸色尽变。以此为紫纸,所书也。林子中,以兼金购之。它日复有持虞伯施书兰陵王□进本。其纸文色理,与出师帖一等。又购而藏之,未尝致诘也。一日持来,京师客,疑其伪。子中不信也。大抵,世人贵古而不考实,一承人之妄,至于终身信之不悟,尽伪言先入则信言不得受也。硬黄,唐人本用以摹书。唐又自有书经纸,此虽相近,实则不同,惟硬厚者,知非经纸也。』

据此可知有用硬黄纸制造的仿品,同时我们还可以了解到硬黄纸与经纸相似。

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翰墨真迹辩》中记载:硬黄纸是唐人在写经时所用,用黄檗染色是为了防虫。因在纸上刷了浆,所以非常有光泽明亮。很多善书家都在上面写字。如现存二王真迹中有用硬黄纸的,那都是唐人仿书(这里是摹书之意),并非真迹。

这则记录混同了蜡纸的硬黄纸和用黄檗染的经纸,《广川书跋》中认为硬黄纸和经纸是不同的两样东西。只是两者比较相似,所以才混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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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响拓

关于响拓在唐何延之的《兰亭记》中有这样一个例子:辩才在拿出兰亭序看的时候,已数经乱离。真迹应该是有,但这个《兰亭序》一定是响拓伪品。

响拓在后来也有写作向拓。响与向意思相同,都是朝向日光之意。在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翰墨真迹辩》中记载:把纸置于碑帖之上,再贴在窗户处,依靠光线用游线笔勾勒字画轮廓,然后填上浓墨,这种方法被称作响拓,但这种方法使得文字少了精彩之处。响拓采用的是双钩填墨的方法。硬黄与响拓两者都采取双钩填墨的方法,是唐摹本中最广泛使用的方法。

总之,摹、硬黄、响拓都展现出了摹写的精密程度,其中用响拓方法制作的东西最为精巧。《丧乱帖》和《孔侍中帖》本身的书法就比较好,用的纸是最精良的白麻纸。再加上用响拓这种最精密的拓模方法,可谓是摹取王真迹原本最上乘的例子。与此相比,用硬黄这种拓模方法制作的《奉橘帖》则要逊色不少。但《奉橘帖》也算是比较好的,用硬黄这种方法在纸的一面上涂上浓墨的很多作品都缺乏活力。王的《大道帖》就是其中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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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王羲之《大道帖》(唐摹本)

 

宋苏易简在《文房四谱》卷四中记载:『拓纸法,用江东花叶纸,以柿油好酒浸一幅,乃下铺不浸者五幅,上亦铺五幅,乃细卷而硾之。候浸渍染着如一,拓书画,若俯止水窥,朗鉴之明彻也。』拓纸(拓书用的纸)制法是用江东花叶纸,用柿油和好酒浸泡一幅,纸下与纸上分别铺五幅,然后卷起来敲打,浸出来的液相互浸染,所有的纸变成一张,用这种纸拓模书画的话,如明镜般透彻。这本著作是在宋初雍熙三年(九八六)写成的,所以它可能记载的是唐代实行的方法,或许这也是硬黄纸的一种,或者是用于响拓纸中有类似这样的纸。

十、拓模的衰微

拓模方法在唐代最为盛行。在《历代名画记·论画体的工用与拓写》中记载:『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拓写不辍。承平之时,此道甚行,艰难之后,斯事渐废。故有非常好本,拓得之者,所宜宝之。』法帖拓模盛行是从唐太宗、高宗到玄宗这一段时期,安史之乱后逐渐荒废了。

十一、法帖的模勒上石

至五代南唐时期,法帖开始被模勒上石,之前所流行的拓模方法逐渐衰微,开始使用墨拓的法帖来鉴赏书法。南唐有潘仕成刻在《海山仙馆摹古帖》的《升元帖残本》,上石的贺知章《十七帖》临本等,但现存是否为真就比较怀疑了。现在一般认为法帖之祖是宋太宗淳化三年(九九二)模勒上石的《淳化阁帖》。太宗时期,侍书王着把收集到的古人墨迹进行编集,在秘阁中用枣木板进行摹刻,共十卷,由历代帝王、历代名臣、诸家古法帖以及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组成。米芾《书史》记载:『淳化中,尝借王氏所收书,集入阁帖十卷内。』可见也有从外部借来采用的。在收录阁帖的诸帖中,有真迹本,也有用上述四种方法制作的临本、摹本、硬黄和响拓本。关于其中真伪,米芾和黄伯思等人已经述说。

十二、仿书

据黄伯思说法,阁帖中也有南唐人取古人词句自己书写的。文句为真,但字却不是。所以,书写的人为了加以区别,题为仿书。

这只仅限于记录词句,不是临摹。王着没有领会其意,只采名字,杂载于真帖之中。宋曾宏之父在其著作《石刻补叙》中也提到这种情况,认为是南唐李后主在江南时制作的,全部用的是澄心堂纸和李廷珪墨,在表题上每卷题为仿书。这是宋朝黄伯思等人基于事实写的。仿书类似于伪作的法帖,不属于以上四种。

十三、集帖

《淳化阁帖》类的集帖,在后世不断被摹刻。宋代集帖中有很多被摹刻,比如《绛帖》、《潭帖》、秘阁《续帖》、《汝帖》等。至明、清时代更是盛行,并相继出现官刻、家刻,这些都成为法帖的渊源。这些帖中的很多帖都是以真迹本和摹本为范本的,但也有旧帖的翻刻本和笔迹存在疑点。集帖中大部分没有按照原本的体裁流传下来,明代以后完全按照真迹原本摹刻的也不多,但对于法书鉴赏来说,终究还是把真迹本放在首位。

总之,比起墨拓法帖法书鉴赏还是应该依据真迹本,在鉴赏真迹本时,还是如前所述,应该先确认是否是真迹。为此还必须确认用的是临、摹、硬黄、响拓中的哪种方法制作的。有时还有必要考虑仿书这个因素。

这里主要对鉴别真迹做了考察。除此之外,还应从装裱、纸绢、印记、押缝、题跋等各方面来观察。真迹本流传下来的数量很少,鉴赏实物的机会也不多,不过最近人们把它做成精巧的写真版来进行介绍,让我们更详细地了解它。上海博物馆的历代法书选集二十种、辽宁省博物馆的法书选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法书、台北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的故宫法书等都相继影印,可让我们更为容易地接触到古法书,是值得欣慰的一件事。

 

中田勇次郎著、李宁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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