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從印文風格、文字演變、鈕式形態、印面尺寸、鑿刻等文字與工藝特徵出發，結合文獻與縣名所在地理空間範圍等信息，在羅福頤主編《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大體劃出南朝與北朝官印間界限的基礎上，以印群爲研究單元，進一步析分出南朝劉宋印群。并對近年新發表資料中屬于同一風格類群的官印做出斷代。
關鍵詞：《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 南朝 劉宋 印群 斷代
北朝與南朝官印的斷代鑒别，四十年前羅福頤在其主編的《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以下簡稱“《徵存》”）中揭示出一個全面的框架，這在當代古璽印研究史上具有開拓性的意義。《徵存》的斷代爲今天對部分官印進一步做出具體的時空定位創造了條件，也提供了多方面的啓示。
南北朝官印的深入梳理及斷代校正實際上是一個不易在短時期整體上解决的問題。南朝與北朝官印之間的界限雖大體已經劃出，但南朝的宋、齊、梁、陳和北朝魏、齊、周各朝官印的鑒别仍然困惑不少，部分官印的斷代分國標準缺乏類型學方法的支持。此期一百六十年左右的時間裏，政權更迭頻仍，有的僅存在十多二十年歷史，更由于内部政治因素和外部文字環境的變化，秦漢官印體制及形態規範在此期趨于解馳、蜕變，官印印文與鈕式風格的遞變呈現十分龐雜的狀况，這些都造成了鑒定上的困難。定爲同一時空範圍但又風格、形態明顯相左的情况，在此期官印的研究中并不少見，反映了判斷標準上的游移。
例如，“巴陵子相之印”（圖1）、“郫縣令印”（圖2）、“海陽令印”（圖3）、“廬陵郡丞之印”（圖4）、“伏義將軍之印”（圖5）、“蕩寇將軍之印”（圖6）等諸印《徵存》分置于南朝宋、齊、梁、陳下，我們注意到，若由印文中“之”“印”“令”作爲標志字來看它們筆形特徵，可以確定出自同工甚至同一書丹者之手，因而從印文風格上看，分置各朝是不恰當的。又從印鈕形態上看，諸印的共性同樣顯著，即鈕孔細小、鈕身高聳，習稱“杙鈕”（也有描述爲“碑鈕”的）。此式杙鈕當由鼻鈕演變而來。鼻鈕在西晋以後漸有鈕身增高的走嚮，如東晋“左積弓百人將”（圖7），這一現象似乎南北皆然。但此種高聳的杙鈕在整個東晋南北朝時期官印中都是一個比較突兀的存在，應有一時定制改變的因素。也因此，此期杙鈕與印文風格之間的緊密性很强。在後文將要揭示的例子中可得到更多的印證：在郡、縣令長、侯相（即漢制使用鼻鈕的階級）等地方官印章中，此式杙鈕與印文風格之間存在必然關聯，是則同是，非則同非，没有例外。此種關聯性在部分定爲南朝官印的實物中十分顯著，因此可以確定它們屬于同一印群，在時空上當指向同一位置。
書手、印工風格在官印中久已隱約存在。由于冶鋼技術進步帶來的工具條件，南北朝時期官印文字由漢代普遍範鑄逐步改爲直接鑿刻，這使得久已形成製作專門化和技術專業化傳統的官印，在書手和印工風格兩方面的個性表現更爲顯著。結合與印文風格相關聯的同形鈕式，我們不難在南北朝官印這個大範圍内搜尋出不少具有共性的類群。以印群爲研究單元，無疑是尋求斷代標準統一、細化的一條技術路徑。
作爲與官吏體制相表裏的法器，秦以來各朝對所頒行的官印都具有定制，包括文字、形制規範和製作標準，形成不同朝代官印的辨識標志或特徵，在官制、行政地理前後相承的狀况下得以區别于前朝舊制，這是秦以來官印形態的表現之一。根據這一規律來考慮，官印文字、鈕式形態在較短的特定時期内的變動一般又是有限的，即：在國祚短促的背景之下，某一風格類型指向一個特定的王朝，理論上來説更爲容易確定。
前揭諸印爲代表的印式，在《徵存》中大多引證《宋書》定爲劉宋，僅個别定爲梁、齊。在這裏我將“宜陽侯相之印”（圖8）、“綏寧子相之印”（圖9）、“長寧令印”（圖10）、“新豐長印”（圖11）、“晋平長印”（圖12）、“西平令印”（圖13）、“頓丘令印”（圖14）、“豐樂令印”（圖15）諸印印文及陸續獲見的印鈕圖片録出，可供做一比較。
《徵存》注巴陵、宜陽、綏寧三印爲龜鈕，海陽、西平、豐樂爲鼻鈕，長寧闕注。今校以所見實物或圖片，知爲誤記，應均爲杙鈕。
屬于同一風格類群的官印在近年新發表的資料中又可見到多件，諸譜同時附有鈕式，未及具體斷代。其中縣令、長一類官印的有“冗從僕射之印”（圖16）、“饒安長印”（圖17）、“青川令印”（圖18）、“定陽令印”（圖19）、“莒縣令印”（圖20）、“永昌長印”（圖21）、“東關長印”（圖22）、“永豊長印”（圖23）、“西寧長印”（圖24）、“丞縣令印”（圖25）、“義鄉令印”（圖26）、“昌國令印”（圖27）、“滇池令印”（圖28）、“虎賁中郎將印”（圖29）。另有“秘書丞印”（圖30），亦杙鈕，首字多訛筆，致原圖録未釋出，當爲“秘”字，《宋書·百官志》秘書監，有秘書丞一人。
各印文字和鈕式屬同制。印文單刀鑿刻，從所含“印”“之”“令”“長”諸字形比較，出于同工不難判斷。在這一印群中，也存在個别鈕身高低值略有差别的表現，這裏需要考慮的是東晋以下官印製作明顯趨于粗率，在工藝上并非同範鑄出帶來一定的誤差，因而并不妨礙我們對于類型屬性的判斷。反嚮來看，此式杙鈕的印文特徵無法相容于東晋南北朝其他類型的鼻鈕官印，即前文所指出的印文與印鈕風格的對應性，這也可以視爲一個反證。
圖33 永安令印
圖43 顔綝六面印
在上述分析基礎上，有助于做出進一步結論的文獻依據是：前揭“宜陽”“巴陵”“綏寧”三方相印，其封國分屬劉宋時的江州、郢州、廣州。宜陽侯見《宋書·孝武紀》，初封南譙王義宣次子爲宜陽侯，同書《檀道濟傳》又載以檀韶爲宜陽侯。《州郡志》見載宜陽子相，當是前後遞降襲封，地在江州安成郡。“巴陵男相”“綏寧男相”亦僅見于劉宋封國，《宋書·州郡志》分别在郢州長沙郡和廣州南海郡。
至此，印群定爲劉宋可安。
劉宋官印還應當包括武職官印。如本文前揭“伏義將軍之印”“蕩寇將軍之印”“虎賁中郎將印”以及《洛泉軒集古璽印選萃》輯録的“廣武將軍司馬”（圖44）。這是各朝官印體制中固有的部分。依據本文所析劉宋印群印文的特殊筆形，還可推定若干屬于此期的雜號將軍印。不同之處在于大部分武職官印鈕式别爲一系，需要另文討論。
近年新出和新發表的璽印形態資料增多，以印文風格與鈕式特徵出發對東晋南北朝官印做出細化的類型學研究，改變單純依據文獻而形成的斷代標準不一的狀况，條件已比過去充分。古璽印中其他類别的斷代研究同樣存在這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孙慰祖：中國美術學院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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