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目模糊,伪作泛滥 是什么遮蔽了真实的仇英?

筹备五年的特展“何处寻真相:仇英的艺术”,原计划今年春夏亮相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谁料全球突遭疫情,展览不了了之,好不遗憾。仇英在艺术史中的存在感长期低迷,此番又是个可怜人。

在吴门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画家群体中,仇英非常特殊——这是一位职业画家。他不通诗文,很少留下相关的交游记录,更鲜有人记录他的生活和创作,生平的模糊,使得仇英的历史形象很是单薄。与此同时,仇英的伪作自晚明以来很是泛滥,真真假假的面目变乱了仇英的历史形象。因而,四五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仍在寻找那个真实的仇英。

——编者

仇英(约1502-1552),字实父,号十州。本太仓人,移家苏郡。“其初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后徙而业画,工人物楼阁。”(张潮《虞初新志·戴文进传》附)他的老师是苏州画师周臣,一位所知寥寥的艺术家,但培养了大名鼎鼎的唐寅。仇英是一位职业艺术家,大概腹中文墨有限,画作常常仅署穷款,连纪年都不多见,以致重构其作品的创作情境困难重重。明中叶苏州地区文艺活动的创造主体是沈周、祝允明、文徵明、唐寅、陈淳、文嘉这些文人,尽管仇英经常与其中一些人合作书画,但他不通诗文,很少留下相关的交游记录,更鲜有人记录他的生活和创作,所以仇英今天的历史形象非常单薄。在他精湛的作品面前,我们啧啧称叹其画艺,却又感到其人渺远,留下了作品和名字,却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仇英凭借过人的画艺,一生为诸多委托者和藏家画画,他的创作或许就得益于临古和粉本

吴门的多数画家承袭元末太湖流域的文人画实践,以董源、巨然、米氏父子为宗,或是取法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风格恬淡,讲求雅韵。而周臣、唐寅这些学习李唐、马远、夏圭的画家又是一路,仇英也从中汲取营养。不过,仇英作品中最突出的创作是仕女画和青绿山水,这两类都不是文人画家的专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赫赫名品《汉宫春晓图》中,仇英精心营造了一个宫廷女性的生活世界,场面热闹,人物千姿百态,色彩华丽不俗,构图富有韵律感,无怪乎大藏家项元汴得到后标价200金。仇英的笔触毫不含糊,建筑和服饰上的纹饰精细入微,加上矿物颜料的厚重质地,观众仿佛可以触碰画中世界。其青绿山水同样有此魅力,树石肌理、人物情态、水波云气都被真切地描绘。青绿这一风格素来用以图写仙山,他的画笔似可为尘世的凡人踏入琅嬛摆渡。

仇英凭借过人的画艺,一生为诸多委托者和藏家画画,如陈官、周凤来、吴俦、项元汴、项元淇等,其中一项事务就是为藏家临摹古画。陈继儒《眉公书画史》记载,他在嘉兴项梦原处见到仇英仿宋人花鸟山水画册一百幅,这些很可能是项元汴(项梦原叔父)委托制作的。今天在上海博物馆的收藏中,尚有一组传为仇英摹制的宋画小品,上面钤有项元汴的印章,或许就出自那一百幅。其中《明妃出塞》一页的图式与仇英《人物故事图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的同名作品几乎一致,印证了仇英保留前人粉本的记载。据一些学者研究,仇英自身的创作就得益于临古和粉本,《汉宫春晓图》中的元素皆有来历,是对古画底本的重组和改易。对职业画家来说,粉本是行业手册,也是他们进入绘画传统的敲门砖。

当然,仇英在入古出新上有非凡的创造力,因而能超越一般的职业画家,在明末清初与沈周、文徵明、唐寅一道被列为吴门四家。仇英的《募驴图》(弗利尔美术馆藏)是记录吴门文人为朱存理众筹买驴的故事,白描线条轻快而灵动,其表现手法和李公麟《五马图》无异,可见仇英的拟古功力。他的青绿山水也非只是复刻李思训、李昭道、赵伯骕、赵伯驹,而是融合水墨的皴法,增添了文人画的雅致趣味,这是仇英的成功所在。

我们在仇英身上还能发现更多的职业画家痕迹,比如他能掌握多种风格和技能。仇英的《柳下眠琴图》(上海博物馆藏)用笔淋漓酣畅,显示了他与浙派风格的联系。《人物故事图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的《品古图》则可能受到南京画家杜堇的影响。仇英身上的复杂性不难理解——摹古、画稿与改易,地域之间的风格影响,职业画家与文人趣味等,很大程度上是江南的艺术市场和多元需求所致,这些问题根植于“吴门”这个复杂的地方画家群体。

作为职业艺术家的仇英,长期得不到文化精英的关注,文献中对其画的品评远多于生平记载

近年来,仇英孤本信札的出现,使我们对这位职业艺术家有了些感性的认识。这封信札写给顾从礼(号小川),札尾提到的方壶是其弟弟顾从德,原札题签作“仇十洲致陈苇川书”有误。信中主要涉及几件事:顾从礼多次委托仇英画画,仇氏交代,如有他委,不要转托西池,两人虽是亲谊,但私情不合;顾从礼的父亲顾定芳是太医,所以仇英拜求药丸和《素问》一簿;顾从德有惠银之举,仇英托顾从礼转达谢意。如此看来,仇英和顾氏兄弟之间,不像是简单的委托或雇佣关系。我们从中还能读出两点信息,一是仇英虽不善书,但有基本的水准,而结字的姿态与文嘉相近,二是信中措辞多是书仪套话,仇英的文化层次可见一斑。信札在当下的艺术社会史研究中举足轻重,它有效还原了艺术家生涯的真实面目,弥补了诗文集、墓铭、笔记等文献的不足。香港近墨堂收藏的王穉登信札还提到,仇英的儿子“大有萁裘”,继承了父亲的画艺,而女婿王伯材善镌刻,王穉登介绍他们去为屠隆刻书。这些人皆艺匠者流,所以长期得不到文化精英的关注。

仇英的命运稍好些,他画艺超卓,为时人所贵,然而文献中对其画的品评远多于生平记载。王穉登《吴郡丹青志》将其列为能品,曰:“画师周臣而格力不逮,特工临摹,粉图黄纸,落笔乱真。至于发翠豪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惭古人。稍或改轴翻机,不免画蛇添足。”或许因为仇英的职业画家身份,王穉登的评价有些苛刻。当时一般人都对仇英的绘画技艺叹服,文徵明说:“见仇实父画,方是真画,使吾曹皆有愧色。”(缪曰藻《寓意录》卷四著录《仇实父后赤壁图文衡山后赤壁赋》陈继儒跋转引)而王世贞见了仇英为周凤来画的《上林图》后,直呼“绘事之绝境,艺林之胜事”(《艺苑卮言》附录四)。

晚明以来,仇英风格的青绿山水在苏州地区有广泛的影响力,深为市场所爱,只是这些作品多是以“假仇英”的面目出现,变乱了仇英的历史形象。李维桢说:“吴人仰二公(仇英、文徵明)手笔为衣食,真赝美恶之辨亦纷纷与兰亭不殊。”(《大泌山房集》卷一百三十三《书兰亭卷后》)这位职业画家的可怜之处正在于此——生平模糊,伪作泛滥,所以我们今天仍在寻找那个真实的仇英。

(作者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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