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行迹、书法及其接受特辑（中）

“兹游奇绝冠平生”

——儋州与海口的“东坡书院”

刘 墨

二〇一九年的初冬，我被邀至三亚参加一个年会，酒店就在风景如画的海边，脱去棉衣，换上夏装，傍晚坐在大海边，看着天一点一点地黑下去，正值涨潮，海浪一排一排的越来越凶狠地扑上岸来，苏东坡虽然没有到过三亚，但我在想，回到一〇九七年的六月，东坡当年是如何渡海的呢？

离开惠州，东坡和他的弟弟苏辙一路结伴向海南走来，六月十一日，东坡和子由揖别，等风顺了，即将乘舟渡海。

在徐闻，东坡虽然得到友人的帮助，但真要渡海之际，东坡还是感到了为难。《伏波将军庙碑》里说：“舣舟将渡，眩栗丧魄！”东坡到了儋州，进上谢表里也提到了他渡海时的经历：

并鬼门而东逝，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

显然，习惯了陆地生活的东坡，即使再恬淡再平静，也不由得不在惊涛骇浪前，惊惧异常！

在惠州，东坡并没有预料到这并不是他的终老之地。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还不断地提到他准备把惠州当家，就像一个本来就是惠州的举子，一直没考上进士，因而也没有离开家乡的机会。又加上他听说朝廷绝不原谅那些元祐的老臣，因而反倒安下来心考虑如何在惠州度过晚年了。他写信给王巩说：“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归，明年筑室作惠州人矣。”

东坡开始在惠州找地盖房子了。房子在差不多要盖好的时候，一直追随在他身边的爱妾朝云却死掉了——朝云，杭州人，十一岁时到了东坡身边，一直到三十四岁死去，在东坡身边二十三年。也曾经给东坡生了个孩子，叫苏遯，但是夭折了。她在死的时候，念着《金刚经》的六如偈：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这让晚年的东坡更是雪上添霜，东坡将对她的思念，写在好几首诗词里。从此以后，东坡的身边也再没有其他女人了。

房子盖好之后，东坡在南边的空地上种了各种果树，苏迈和苏过也把自己的家人迁来和东坡住在一起（二子苏迨仍然住在宜兴），他的长孙已经二十岁了。

他将这处房子取名为“白鹤居”，思无邪斋和德有邻堂都在这里，站在前门，可以远眺传说中的仙山—罗浮山。我几年前到惠州去，除了瞻仰了朝云墓之外，残破的“德有邻堂”等遗物，还展在纪念馆里。

正当东坡准备在惠州安度余生时，据说他的一首诗传到了京城：“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章惇看到，这位昔日的好友今日的仇敌，撇了撇嘴角，说：看来东坡活的还是不错呀！于是谪命再下，一〇九七年，已经六十岁的东坡远贬海南儋州，他的弟弟子由，也顺便被贬到雷州。这还是章惇特别的“创意”—因为东坡字子瞻，“儋”、“瞻”相近，而苏辙字子由，“雷”下有“由”。

东坡只得南迁。在所有被贬的元祐党人中，只有苏东坡一个人，被贬到了海外。

已经六十岁的东坡开始启程，他要先到广州，然后溯西江船行数百里到梧州，从梧州向南，在雷州半岛渡海。

让东坡意外的是，当他走到梧州附近的藤州时，他与弟弟子由相遇。在雷州，子由送他到了海边，渡海的前一天晚上，兄弟二人在船上度过了此生最后相聚的一夜，东坡的痔疮犯了，痛苦得辗转难眠，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的子由就陪着他一直到了天亮……

苏东坡认为这必将是一场生离死别，便把身后之事向长子苏迈做了托付，只带着小儿子苏过前往儋州。在给朋友的信中，他甚至有些激愤地写道，“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

儋州地处海南西北部，濒临北部湾，北至海口一百三十多公里，南距三亚二百八十多公里。北宋时，这里叫昌化军。居住的大部分是黎族，汉族人是少数。

一〇九七年的六月十一日，东坡和苏过终于在琼州（今海口）登陆，其遗迹，存于今之五公祠内的苏公祠。

五公祠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清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重修。所谓“五公”，是为纪念唐宋两代被贬到海南的五位历史名臣：唐朝宰相李德裕、宋朝宰相李纲和赵鼎、宋朝大学士李光和胡铨。

除了纪念这五个人的五公祠，还有苏公祠、伏波祠、观稼堂、学辅堂、洗心轩。一九一五年重修苏公祠时，复增建了粟泉亭、洗心轩、泂酌轩，统称为“琼园”。

宋　苏轼　行书杜甫奉观岷山沲江画图诗帖　元祐二年（1087）　

苏轼被贬海南岛，曾在金粟庵里暂住二十多天。神奇的是，东坡在这里发现了两处泉水—大概此处本来多水，东坡用手指试了一下，又用手指向下挖了一挖，因而被人称为”指凿双泉”。一泉曰“金粟”，一泉曰“浮粟”—浮粟泉水源旺盛，常冒小泡浮于水面上，形状非常像粟米，因而名为“浮粟”。民国初金粟泉被毁，余下浮粟泉。

当时的琼州郡守承议郎陆公在品赏浮粟泉水之后，盛赞泉水甘甜，便在井泉旁建亭，经常邀请朋友、同僚在亭上品茗赋诗。为怀念这位“文宗”，也把该处题名为“东坡读书处”。元代在此基础上，又开设“东坡书院”。书院毁废于明初，万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琼州副使戴禧在原址重建，并改“书院”为“苏公祠”，奉祀苏东坡与其子苏过二人。

宋　苏轼　长清县真相院释加舍利塔铭拓片 

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六月，苏东坡遇赦北返，再借寓金粟庵时，陆公邀苏东坡为亭命名和赋诗，苏东坡欣然命笔，即席写了《泂酌亭诗并叙》以记其始末：

琼山郡东，众泉觱发，然皆冽而不食。丁丑岁六月，予南迁过琼，得双泉之甘于城东北隅，以告其人。自是汲者常满，泉相去咫尺而味异。庚辰岁六月十七日，迁于合浦，复过之。太守承议郎陆公求泉上之亭名与诗，名之曰“泂酌”。其诗曰：

泂酌彼两泉，挹彼注兹。

一瓶之中，有渑有淄。

以瀹以烹，众喊莫齐。

自江徂海，浩然无私。

岂弟君子，江海是仪。

既味我泉，亦哜我诗。

该亭毁于明，乾隆年间，一生崇拜苏东坡的琼州学使翁方纲在原址重建。泉边有篆书“粟飞藻思，云散清襟”一联，出于清人汪垢之手。

琼园内尚有宋徽宗赵佶手书《神霄玉清万寿宫诏》一巨碑，以瘦金体书写，笔法刚劲清秀，对研究道家学说和宋徽宗的书法，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处古木繁茂，楼阁参差，亭廊宛转，假山是以当地的火山石堆叠而成，别有另外一番丘壑的感觉。门外“瀛海人文”四个隶书字，不愧有“海南第一名胜”之誉。

六月十一日渡海，七月二日达到儋州。当时东坡被贬之昌化军，即在今儋州市之中和镇。

即使今天从三亚到儋州，也要颇费周折。我从三亚先到陵水，然后从陵水汽车站搭车到儋州，仅仅一小段高速，就拐到了一个双车道上前行，往来车辆混杂在一起，大巴车的喇叭不停按响，声音既刺耳又扎心，一百九十公里的路，用了将近四个小时才到儋州，天已经全黑了，终点站离东坡书院还有四十多公里！

当我参观完儋州东坡书院动身前往海口时，东坡书院门口尚且打不到出租车，恰好有一辆摩托车路过，载上我，在植被极其茂密的乡间公路上颠簸了大概近一个小时，到了白马井高铁站，又乘七十分钟的高铁，才到海口—当年的泥泞之路，风来雨去，真是不知要走多久！

东坡到了儋州，遇到县官张中，张中对东坡父子极好，让他住在官舍之中以避风雨。但雨大的时候屋子仍然会漏，东坡不得不夜半起来，将床挪到不漏雨的地方。

在没有空调的年代，海南岛根本就不适合于居住，潮湿、酷热，使来自北方的苏东坡极其难耐。他说：“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物犹如此，人何以堪！

尽管如此，章惇对东坡还是不放过，他想派东坡的宿敌来置他于死地。吕惠卿的弟弟吕升卿本来要被派到广西整治东坡兄弟二人，关键时刻，曾布劝阻皇帝，认为如果吕升卿出任此职，苏氏兄弟活着回来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因此，皇帝改派吕升卿到广东，湖南提举常平官董必察访广西。董必也并非善类，只是他的手下彭子明说了一句“别忘记你也有子孙”，而让董必有所收敛，他遣使渡海，但还是借机将苏东坡驱逐出了官舍，苏东坡父子被迫“偃息于桄榔林中”。狼狈的东坡在城南的桄榔林中建了一栋简陋的房子，取名为“桄榔庵”。东坡说，这个房子勉强让他没有住在露天中而已。炎热的夏天，东坡尽量呆在椰子林的阴凉处，等待秋天来临。而当天气凉爽下来时，又因风雨太多，从福建和广东而来的船只停运，稻米等物，基本断绝。一〇九八年的冬天，他写信给朋友时，用“苦行僧”来形容自己和苏过。好友要来海南看他，他立即写信回绝，称自己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生活，让他更为烦恼的是，这里几乎没有书籍可以阅读。

宋　苏轼　行书尊丈帖　纵26.1cm　横18.9cm　纸本

元祐八年（1093）　台北故宫博物藏

有一次，东坡走在路上，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婆突然对他说：“翰林大人，你曾经在朝当了那么大的官，现在想来，是不是如春梦一场？”这句话让东坡颇为惊奇，因为这的确道出了人生的真谛，因而东坡将这个老婆婆直接称为“春梦婆”。又有一次，他去别人家串门的时候，刚好遇上大雨，他就借了别人的草帽和木屐穿上，大概那样子既狼狈又搞笑，不仅当地人指着他笑个不停，甚至鸡犬也跟着起哄。后世人所画的《东坡笠屐图》，正是取材于此。就是到现在，儋州人也喜欢戴着这样的竹编斗笠，我见街边店里有售，前去探问，他们直接就叫“东坡帽”，急忙买回一顶，以做纪念。

黎族人虽然在文化上远不及中原，但民风淳朴善良、豪爽好客，苏东坡父子的日常生活，总算得以支撑下去。

苏过给父亲以当地的山芋自创了一道美食，名曰“玉糁羹”，并以诗记之：“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还有一次，渔民送来许多生蚝，苏东坡特地研制了“两吃”法：一是把生蚝肉放进锅里，加上水与酒一起煮；二是取生蚝肉烧烤，熟后随口下咽，言道：“食之甚美，未始有也。”他甚至故作神秘地说，不要让北方人知道生蚝是如此的美味，如果他们知道了，也会纷纷来此，我就没得吃了！

但是种种困境，东坡总是能够度过。元符元年（一〇九八）十二月十二日，东坡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从茫茫海水围绕的角度说，海南是岛，中国岂不是岛？谁不是生活在岛上呢？又何必以大岛、小岛介怀呢？

元符元年（一〇九八），苏东坡和军使张中同访当地的黎子云，想起不久前游城东学舍所见，“坐客欲为醵钱作屋”，贫困已极的苏东坡“欣然同之”，并取《汉书•扬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名其屋曰“载酒堂”。因汉代的扬雄字子云，因而东坡取典于此。

从儋州东坡书院进大门，迎面的是载酒亭，过了载酒亭，就是载酒堂。

东坡书院的建筑虽然看上去并没有那么久远，但载酒堂初建，的确应为东坡在儋州时所为。只不过那时的载酒堂，也应该极其简陋。正中杨万里在《登载酒堂》中写道：“先生流落海南涯，茅屋三间不到伊。”但是不管怎样，载酒堂毕竟成为随遇而安的苏东坡以文会友，传播文化的地方。载酒堂也因此名闻遐迩。明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有人在此掌教，将载酒堂改称为“东坡书院”。

五公祠内供奉的南宋参知政事李光于绍兴二十年（一一五〇）被贬儋州。李光到儋州时，距离苏东坡北归，尚不到五十年。李光在他诗中多次提到载酒堂。如《绍圣中苏公内翰谪居儋耳与军使张中游黎氏园爱其水木之胜劝坐客醵钱作堂黎氏名子云因用扬雄故事名其堂曰载酒予始至儋与琼士魏安石杖策访之退作二首》云：“缅怀东坡老，陈迹记旧痕。空余载酒堂，往事孰与论。”又，《东坡载酒堂二诗盖用渊明始春怀古田舍韵遂不见于后集予至儋始得其真本因追和其韵》自注：“尔去城二三里，郡守劝农，多会此堂。”由李光的诗可以证实，载酒堂在南宋时尚未坍塌。

从留下的文献看， 元代天历年间（ 一三二八—一三三〇）宜伦县（即今儋州市）主簿徐智撰写的《重建载酒堂记》碑刻，又有明确记载：“载酒堂，元泰定四年（一三二七）军判彭应雷寻拓旧址重建。”、“郡守张使君犹加礼敬，去城二三里许，为公筑涧上，以为往来之所，公喜而名之曰「载酒」，时复觞咏其间。”、“堂废至今五十余载……泰定三年（一三二六）春，云溪彭侯应雷……访载酒堂遗址，榛塞芜没，慨然兴怀，思复旧观，亟谋诸同列，翕然从之，相与捐帑鸠工，破荒重构。”

宋　苏轼　行书诵咏帖　绍圣绍圣二年（1095）　

宋拓《西楼苏帖》　天津博物馆藏

元以后历代陆续重修重建，目前的东坡书院，大体如此。

从载酒亭拾级而上，就是载酒堂。正殿刻有“载酒堂”三个大字的匾额，是乾隆年间当地举人张绩所题。有副对联的内容甚好：

高人庭院故依然，何时载酒寻诗，重约田家屐履；

学士文章今见否？此地标奇揽胜，请看大海风涛。

清代儋州知州孙宗礼题的一副对联也颇有意趣：

春梦婆何许人，只因棒喝当头，泡影电光，想象公应搔首；

黎子云差解事，多少樽携把臂，书声琴韵，至今我亦登堂。

正像韩愈被贬到潮州却给潮州人带来了文化教育一样，苏东坡也给儋州这个不毛之地带来了文化教育。

在海南期间，苏东坡共创作诗歌一百七十余首，写各类文章一百六十余篇，同时续写完成了他父亲在临终前所交托的《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大著作。

“载酒堂”除了是东坡会见亲朋好友的地方之外，还给慕名而来的学子谈诗论文。渐渐地，儋州的读书风气被养成了。在苏东坡去世两年后，他的学生姜唐佐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苏东坡北归九年后，儋州人符确成为海南第一个进士。

李光在《迁建儋州学记》中记载：“时人知教子，家习儒风，青衿之士，日以增盛。”元代徐智《重修载酒堂记》则说：“当是时，人皆化之，文学至今而盛。”明代琼山进士唐胄《修建儋州儒学记》更是感叹：“王霞举、符确辈继出，儋遂为名州……琼之有士始乎儋，琼之士亦莫盛乎儋！”海南人在宋代共有进士十五人；到了明代，在人口不足三十万的海南，竟有六十三位进士及第，举人五百多人，出现了“海外衣冠盛事”的景象—而这无疑正是苏东坡奠定的基础。

有了可以讲学的地方，有了学生，东坡的心境明显开朗起来。有一篇散文最能说明这一点：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这篇散文的题目叫《书上元夜游》。在黄州时，他也写过另外一次与张怀民的夜游—同样夜游，都是平淡自然，但晚年的平淡自然，是真平淡矣。

宋　苏轼　行楷书二疏图赞帖　绍圣二年（1095）

宋拓《西楼苏帖》　天津博物馆藏

儋州不比黄州、惠州，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游玩的地方，唯一的快乐，就是邻里左右的人聊聊天、喝点儿酒。他甚至会站在三叉路口看看过往的行人，幻想着当地人祭灶之后，带些酒肉来给他解馋，因为上一回吃肉喝酒，已经是半个月前的事情了。

在东坡的内心深处，他还是特别想回到内地。有一次，他对苏过说：“我决不为海外人，近日胸中感觉有一种将还中州的气象。”说毕，他就准备纸墨，焚香静坐，又说：“我以书写平生所作八赋为卜，如果我写完一个字都没有脱漏的话，那我就是可能回去的。”等他写毕八篇赋，他自己诵读一遍，一字不误，也不由大喜：“吾归无疑矣！”

宋　苏轼　行书渡海帖　纵28.6cm　横40.2cm 　纸本

元符三年（1100）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符三年（一一〇〇）的正月初九，年仅二十四岁的哲宗去世。他的弟弟赵佶在向太后的主持下继位，是为徽宗。哲宗给徽宗留下了一个表面光鲜而实际上已元气大伤的江山社稷—欧阳修、司马光、范纯仁、吕公著、王安石这些人都已成为古人。章惇虽然仍然位居高位，但因他曾经反对赵佶继位，因而已经丧失了权威。

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四月底，徽宗诏范纯仁等复宫观，苏轼等徙内郡。诰下儋州，东坡得以琼州别驾的官衔廉州安置，虽然仍旧不得签书公事，但这已经让东坡喜出望外了。这一年的六月，苏东坡北归。将离昌化，他向符林、黎子云等家人辞行，见到黎民表时，还专门为他写了一首《别海南黎民表》，诗中有这样的说法：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仅仅三年，他已经从一个迁客，成了儋州的“本地人”——“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而已。

宋　苏轼　行书江上帖　纵30.3cm　横30.5cm　纸本

建中靖国元年（1101）　台北故宫博物与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