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利明｜试论两大笔势类型及其流变

钟繇《受禅表》（局部）

王羲之书法承钟书进一步演化而成新体。虽然流传的王帖皆为唐人摹拓本或刻本，不能尽传真迹之风采，但由此探求其书法渊源及其笔势、笔法，仍是可信的。我们从其临钟繇《宣示表》可知其与钟书的血脉渊源。又如《姨母帖》，其用笔之沉厚含蓄、结体之拙朴天真，直接钟繇，有些字还以横向取势，但撇、捺、钩趯之隶笔形态已很少见。再看王氏的正书代表作《乐毅论》，其取势已变横向为纵向，字之结体纵横聚散、伸缩收放之节奏鲜明，重心一般居中，并常见稍偏于上方，近于所谓“黄金律”，正开唐代正书法度之先河。撇、捺已无隶笔，钩趯笔画也变平出为直接对应后写笔画。即以王氏众多的行、草书迹与钟书对照，亦可见其新的笔势。（按：正、行、草书虽各有其特定的体式，但就其基本笔势特征来说，有其一致性。）其《平安帖》《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频有哀祸帖》等已完全脱尽钟法，笔势包括结体完全为纵向取妍，巧妙多变，尤其是《兰亭序》，则更为妍巧之极品了。古人评王书有云“羲之俗书趁姿媚”，在当时与古雅书风相比，其书确实显得“俗”了。但其“妍媚”正是从古风中脱出的新趣。与王羲之时代相仿的无名氏文书墨迹中亦有与其书同趣、同体势者，可见当时书风正由朴质转为妍丽。这正是“二王”得以享有盛名所依赖的社会审美风气的条件。由于王书之“妍”乃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成，所以在当时即颇受文人士大夫们的赞赏和效仿，于是其风气日上，直接影响着后来的宋、齐、梁、陈的书风。到了唐代，由于唐太宗的偏爱，上行下效，崇王之风更盛。所谓“唐人尚法”，即以“二王”法度为本，王书原为法含而韵显，而唐人之书因刻意求法，以致韵失而法得以发扬光大，从而更加强化了“二王”书的历史地位，并使这一笔势类型成为后世今体书笔势的主流。

前一个阶段的基本特点是模拟，并使之日趋规范化。“二王”书法，因其体貌妍美，笔势逸畅，在其当时即风行于世，文人士大夫们竟相效仿，以为楷模。这一阶段的书家如羲之家族的嫡系和旁支等，皆能弘传家法，对当世及后世产生影响。武周万岁通天二年，武则天征集王羲之墨迹，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王尊至曾祖王褒等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则天命工全部双钩廓填。今存《万岁通天帖》残卷即为其中一卷。所集王荟（东晋）、王徽之（东晋）、王僧虔（南朝宋、齐间）、王慈（南朝齐）、王志（南朝齐、梁间）等人书，分明为一家之法。董其昌评曰：“笔花满目，奕奕生动；用墨之意，亦一一备具。王氏家风，漏世殆尽。”现存王殉《伯远帖》为真迹，由此窥羲、献妙谛更为真切。而刘宋时的羊欣，乃王献之外甥，时人即称“买王得羊，不失所望”，可知其精妙。其时还有薄绍之，齐、梁时的陶弘景，以及萧子云、阮研等人，皆是精于王书的好手。至陈、隋间，有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所书《真草千字文》八百本，散布于浙东诸寺，名满天下，由其真迹可见其于家法之精熟。

由于上述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南方的书法已由钟书类型演化为王书类型，并且很快风行起来。而北方的书法仍延续着钟书的笔势。《北史·崔浩传》中记载“魏初重崔卢之书”。崔氏书祖继卫瓘，卢玄书则祖继钟繇，可见钟、卫二人书对北朝的影响。传世的前凉、西凉、北凉以至北魏的种种文书、写经、墨迹和碑、志中可见，其书虽风格各异，但多是在钟书笔势、笔法的基调上有所变化。如前凉《王宗上太守启》、西凉《秀才对策文》、十六国的残家书、文启、典籍写本，北凉《优婆塞戒经》、北魏《孟子墓表》《大般涅槃经》《佛说八师经》、西魏《贤愚经》等墨迹，以及种种石刻如北凉《且渠安周造佛寺碑》、北魏《嵩高灵庙碑》《龙门造像记》种种，《姚伯多造像记》《石门铭》等，不胜枚举。北魏末期的《崔敬邕墓志》《刁遵墓志》、东魏的《刘双周造像记》《程荣造像记》，其笔势、笔法与南朝书法已较接近。而东魏《高归彦造像记》、北齐《朱昙思等一百人造塔记》《郭铁造像记》《水中山文殊般若经》等，其笔势、笔法已与南朝基本一致。尤其是《高归彦造像记》，其秀丽、端雅与南朝无异，与隋《龙藏寺碑》可下接唐初虞、褚诸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