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杨琴笙：岁月可回首，故人原相知

志才兄和我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读初中时同一个学校的同学，说是同学，其实我们不是一个班的，并且他比我大一个年级。但因为我们都有对书法绘画的喜爱，所以丝毫不影响我们俩迅速跨越班次年级的界限打得火热，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关系很铁的哥们。

我们读书的那个学校位于成都一环路（那个时候的成都，还没有二环、三环，更没有一绕、二绕、三绕）城北体育公园与梁家巷之间，有一个颇具时代感的名字叫“幸福路中学”（原址现在是成都八中）。那个时候中学放学比现在早，我一般都会不请自到的往志才兄家走（他家就在学校对面的顺沙巷红花村，很近），见了面一边闲言碎语几句，一边看他画画，我有时候也煞有介事的参与一下，一直要耍到六、七点钟了才赶回家里吃晚饭。至于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会做的三下五除二做完，不会做的就等第二天到学校跟老师比牙齿白了。老师要骂由她骂，遇到这天老师情绪不好，还可能挨两教鞭，反正我脸皮厚，这点打击受得了。不像现在时不时有个别学生，老师批评两句就威胁要跳楼，怪吓人的。

除此之外，有时周末的晚上还会增加一些活动。我们骑上借来的自行车，去拜访彼此熟悉的一些书画老师和朋友。日子虽然清贫，但还真的有一种对美好生活与艺术的憧憬，觉得充实而幸福，真不愧是幸福路中学的学生啊！

然而青涩的学生时代很快就随着我们的成长一去不复返了。匆匆几十年下来，志才兄以自己对绘画艺术的执着追求和艰辛努力，已经成长为中国美协会员；四川省诗书画院专职美术师；成都市美协副主席，全国著名的花鸟画家了，我们不妨先欣赏几幅才哥的作品吧。

与志才兄（右二）钱磊兄（右一，著名人物画家）等在邛崃平乐镇采风

平时我和志才兄也是各有各的事情，各忙各的。一般展览开幕式、写生采风、笔会交流还是容易聚在一起。那些年周日上午成都古玩市场火爆的时候，逛地摊也时常碰面（志才兄绘画之余，也喜欢收藏）。前些天志才兄请我到他城外的别业小聚（这是约了好久的事情，再不兑现就有点不对了），我和夫人于是欣然前往，一番天南海北的神侃，一桌佳肴美酒品尝下来，自然要欣赏一下才哥的藏品，闲话少说，各位看官自己欣赏。

志才兄低调，嘱藏品勿多发

观赏之间，我发现柜子里面怎么有个墨盒呢？志才兄说，这是他前些年在外面画画别人送的，你要是喜欢就拿起去（他晓得我在收藏墨盒）。我也没有过多推辞就深表感谢了。接过手细看，是一个文宝斋出品的厚底腐蚀版墨盒，用料扎实很沉手，原光未使用过。盒面是一个小男孩的照片，上款：甲戍二月（甲戌应为1934年）；下款：鸿基制于北平。

我一阵惊讶，鸿基是我的书法启蒙老师余中英先生的长子余鸿基啊（先生另有一子名余鸿彰），我过去见过余氏两兄弟小时候的照片。志才兄听闻，笑道：那这个东西送对人啰。我一时难掩兴奋，不禁喜形于色。

那么这个小男孩我为什么敢肯定就是余鸿基呢？个中缘由，且容我慢慢道来。

也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因为我喜欢在家里的洗衣台上用毛笔胡涂乱画，经父亲的友人旷伯伯介绍，我拜入余中英老先生门下正式学习书法，因为和余老之间的年龄悬殊太大，所以我们几个年龄相仿的小字辈如杨志立、蔡寅坤等师兄弟，都管余先生不称老师而叫余老或余爷爷。（志立师兄擅画墨竹，现在是湖州画派在蜀中的翘楚，寅坤师兄更是继崔子范先生之后，国内大写意花鸟画的领军人物）。

如果行走在成都的街头，你会常常看到一些店铺的匾额如“陈麻婆豆腐”“粤香村”“淡斋精裱书画”等等是一位名“兴公”的所题写。这个兴公就是余中英先生（1899-1983）。余爷爷原名余仲英，谱名余世泽，又名烈，字兴公，号墨志楼主、影庵。于书法、绘画、篆刻几方面皆有造诣，是蜀中近现代书法界承前启后的人物。余先生出生于以盛产豆瓣酱闻名全国的四川成都郫县（现成都市郫都区）。在清末时考入四川陆军小学，未及毕业就迎来了中华民国的成立，民国成立后转入四川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川军中任职。抗战初期，随刘湘率川军出征，后任川康绥靖公署副参谋长。在任职国民党二十四军八旅旅长期间，因顾忌自姓的“余”和“鱼”谐音，故改掉烈字，取为中英。1940年（民国28年）出任成都市第九任市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四川省书协副主席，省政协委员和省文史馆馆员。

余老先生从年轻时代开始即有志于书画篆刻艺术的学习研究，其后虽军政事务、社会活动繁忙，仍砚田耕耘，乐此不疲。

晚年时期的余中英先生

1932年，余中英致信远在京华的齐白石先生，希望成为齐的弟子，齐白石接信后欣然嘉许。于是余先生于1933年中秋节前夕偕夫人朱梅君扺京执弟子礼拜见齐白石（是年余先生34岁。冬，余母牟太夫人携孙余鸿基、余鸿彰亦至京）。在京期间深得白石翁厚爱，爱之如子，待之如友。朝夕聆听白石翁教诲，艺事日进。齐白石《三百石印斋自序》云：“年七十一，门人罗祥止（白石翁川籍弟子，篆刻家）欲穷刻印之绝法，愿见当面下刀，余随取自藏之印石，且刻且言。祥止惊，谓如闻霹雳，挥刀有风声，遂北面执弟子礼。越明年，余中英继至，亦有祥止之愿，余一时之兴致，不一年，将所有之石刻完，实三百之数过矣。其刻成之功，实罗、余二生，故序及之。”盖可见白石翁对余先生的教诲与影响。余先生此番举家进京，向白石翁学习治印、绘画，盘桓至1934年4月30日方返川。其间白石翁为其治印多枚。“余中英”、“余中英藏书印”、“郫县余氏”、“兴公”，此印边款为“甲戌三月初五日午后为中英弟刊此印，越五日中英还蜀离予之期也，并记数字以当赠本。兄齐璜”。

冬12月，白石翁赠《万里归帆图》，款曰“癸酉冬十二月，中英弟辞燕还蜀，画此为别，小兄齐璜时居西城太平桥外”。

白石翁赠《万里归帆图》

又书四绝句相赠。诗云：谁知市隐有斯人，寂寞怜君相与亲。迎母偕妻身万里，雪中来此立程门。不闻车马寂头陀，无奈从游诸子何。石倩（姚石倩，白石蜀中弟子，篆刻家，民国时期曾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瓒绪秘书）离燕祥止至，替人还喜蜀人多。践约毋忘旧帝京，三军一掷宦情轻（齐跋：癸酉春，中英来函云中秋来负笈北上）。蜀中不独官声美，篆刻犹堪后世名。客居能自耐寥寥，将比萍翁并富豪（齐注：余有三百石印斋）。笑汝他时归隐路，一家眷属印三挑。书中英弟印草后四绝句另行书赠。时甲戌春，小兄齐璜年七十又四。其后1936年，白石老人应时任四川省主席的王瓒绪邀请偕家人入蜀，余中英先生和姚石倩先生负责具体接待事宜，更是鞍前马后，竭尽地主之谊，游览蜀中山水名胜，安排日常生活起居，事事皆周到细致。白石老人又以《九秋图》长卷相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余先生将此画捐赠四川博物院，如今已是该院的镇馆之宝。

款云：九秋图，兴公仁弟属，丙子兄璜来成都制。（局部）

以上大致介绍了余老偕家人从1933年（癸酉）中秋前夕至1934年（甲戌）4月30日返蜀。历时半年多在京从齐白石先生访学的大致情况（其间故事颇多，限于篇幅，就此打住，今后有机会另文再叙），并有当时余老及家人在京的合影为证。

后排站立者为余中英先生及夫人朱梅君，中坐者为余母牟太夫人，前排站立者左为哥哥余鸿基，右为弟弟余鸿彰（仔细观察，该照片中男孩所着外套与墨盒上男孩服装是一致的）。

经我与远在河南安阳的余鸿基先生公子余彬兄微信沟通，彬兄证实此墨盒上的男孩就是其父余鸿基年幼时期的照片（鸿基先生出生于1928年戊辰二月十六日，到1934年甲戌二月应该正好6岁，符合墨盒上男孩的年龄特征。且墨盒上款所属的甲戌二月，应为公历1934年的3月，正好与余老全家客居京华的时间相吻合。所以，笔者认为这方北京文宝斋出品的腐蚀版墨盒中的小男孩照片就是余老先生旅京期间为其“从小就爱写爱画”（转彬兄语）的长子余鸿基定制无疑。只可惜鸿基先生已于几年前魂归道山，无缘亲睹这个本该属于他的故物了。

余鸿基先生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的棉花研究专家。先于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制造系就读，后因生病回老家成都休学一年。待1948年秋重返清华后转入清华农学院就读。解放初期，囯家为加强农业科学方面的院校建设，将清华大学农学院、北京大学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重新组建成立为北京农业大学。所以，鸿基先生入学时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待毕业的时，已经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了。毕业后，鸿基先生先是在北京工作，到195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河南安阳成立棉花研究所，遂迁至安阳工作直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