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发·流变——西北汉简、敦煌遗书与行草书创作讨论会”在甘肃简牍博物馆举行

11月16日，“生发·流变——西北汉简、敦煌遗书与行草书创作讨论会”在甘肃简牍博物馆召开。中国书协副主席、行书委员会主任刘月卯，中国书协副主席、草书委员会主任代跃，中国书协顾问翟万益，甘肃博物馆原馆长张德芳，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敦煌研究院研究员马德，行书委员会副主任赵雁君，草书委员会副主任陈加林，草书委员会秘书长刘灿铭，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心副主任郑培亮，甘肃省书协主席贾得梅，甘肃省书协常务副主席刘云鹏，中国书协行书委员会委员、草书委员会委员，甘肃骨干作者、高校师生等200余人参加会议。

讨论会第一阶段特邀简牍学、敦煌学专家作主题报告，刘月卯主持。

张德芳在《甘肃汉简的出土整理以及书法价值》中系统阐述了西北汉简的书法艺术与历史价值。西北汉简主要指20世纪初在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古额济纳旗等地出土的汉代简牍。张德芳指出，西北汉简正处于从篆书到隶书过渡的关键时期，同时孕育了草、行、楷书的萌芽。这些简牍篆、隶、草、行、楷皆体兼备，堪称汉字演化的实物见证。从笔法艺术看，西北汉简展现出丰富多样的技巧。藏锋起笔，含蓄沉稳，露锋起笔，锐利明快，中锋行笔圆润饱满，侧锋用笔变化多端，共同构成了独特的笔法体系。西北汉简的书法风格多元并存，可分为雄浑豪放型、古朴典雅型和灵动飘逸型等不同类别，展现了汉代书法的丰富面貌。这些简牍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涉及儒家思想、教育制度、社会习俗等方方面面，是研究汉代文化的重要载体。西北汉简不仅见证了汉字书体的演变历程，更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通过这些珍贵文献，我们能够更好地传承中华文明，增强文化自信。

郑炳林在《文化交融在敦煌》的报告中，从西汉敦煌郡民族交融切入，深入分析了敦煌郡的形成过程与经营模式，阐述了敦煌如何成为国际贸易与文化交融的重要枢纽。敦煌不仅是边境城市，更是政治、经济、军事要地。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丝绸之路就已存在活跃的民间交流，敦煌正是这些早期活动的必经之地。汉唐的敦煌还是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多民族汇聚之地；敦煌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所在，中原政权以敦煌为基础管理西域地区事务。他鼓励研究者以“大敦煌学的视野”构建研究范式，通过学科交叉创新推动敦煌学发展。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敦煌学研究为理解当今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历史参照，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马德在《敦煌草书写本简述》中讲到，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开啓，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敦煌写本文书。其中近六万件汉文文献中保存有草书写本有300多件、200余种，分散收藏于中国各地及英、法、日、俄等国。敦煌草书写本分写经与文书二大类，写经基本为楷书，文书多为行书。而敦煌草书写本一般为佛教经论的诠释类文献，大多属于听讲记录和随笔，系古代高僧对佛教经典的诠释和注解，也有一部分抄写本和佛典摘要类的学习笔记；写卷所采用的书体基本为今草，其中也有一些保存有浓厚遗韵的章草。敦煌草书写本的整理研究，无论是在佛教文献的整理研究领域，还是对书法艺术的学习研究，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阶段为委员专题讨论，由代跃主持。

刘灿铭在《敦煌遗书草书元素的当代转化与价值》中以写本中草书为分析对象，旨在剖析其在笔法、字法与章法上的“非经典性”特质，论证其如何通过“金石气”与“写经体”的融合、实用书写与艺术表现的杂糅，为当代草书注入“陌生化”的审美基因，从而拓宽取法路径，催化风格再造，为打破创作同质化提供历史参照与可能性的实践方案。他认为，当代草书创作在经历“二王”一脉帖学与明清大草的循环后，陷入同质化困境。敦煌遗书中的草书体系以其学术性与独特性为当代书家提供了超越传统谱系的取法资源。汲取这些敦煌遗墨的精髓，其目的并非简单复古，而在于重估其艺术价值，建立从临摹到创造的转换机制。在深刻理解其深层逻辑后，推动成就更具深度与独特性的“当代自我”，这正是敦煌遗书草书元素最深刻的当代价值所在。

马健中作《仰止西北，简牍可行——从教学与创作角度谈对西北简牍书法的继承融合》的发言，围绕“西北简牍书法的继承与融合”这一主题，从教学与创作两方面展开深入探讨。当前高等书法教育中简牍书法面临多重困境，需要探索具有建设性的发展路径。在现有教学体系中，西北简牍书法常处于边缘地位：一方面被简单归入隶书课程，未获独立关注；另一方面在行草教学中受“二王”主流书风挤压，导致学生临摹浅泛、创作乏力。此外，教学过程中重实践轻文献、缺乏系统教材、临摹准确性不足以及师资素养欠缺等问题，也共同制约着简牍书法教育的深入发展。面对当前困境，书法作者要秉持耐心、严谨的学术态度，拓宽研究视域，真正从西北简牍中汲取养分。在创作中应注重历史语境还原与自然书写属性的结合，深化对西北简牍文献的研究，推动行草书风形成新格局。

汪永江在《西北汉简与草书的创生传播和审美自觉》中认为，西北汉简是在军书交驰，羽檄纷飞的西北地区是由戍边的下级吏卒创造出来的，在军事防御语境中，粗犷、雄健之美得以充分彰显。这种自发的审美意识是在那个特殊时代，特殊地域文化的创造性体现，从神秘语境、书通神明、天人合一转变为以人性为主的审美取向，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书法史从自发时代走向自觉时代。西北简牍草书风得到了普遍接受与推广，并在旧京及内郡地区出现以杜操、崔瑗为代表的草书名家，崔瑗《草势》的出现，阐释草书作为字体的合法性与审美传统重建的重要性，中国书法艺术审美开始走向自觉。书法艺术草书创作的第一次高峰，是在西北地区以张芝为代表的今草书派，为西北汉简草书画上完美的句号，成为中国书法创作史上永恒的典范。

提俊丰作《双重视角下的行书生态：从书法评审与书法家个人审美看当下行书创作与发展趋势》的发言，他认为当前行书发展正于“专业评审的规范引导”与“书法家个体审美表达”的双重视角下寻求平衡。这一张力关系既构成挑战，也赋予创作活力。专业评审以国展为核心，聚焦传统传承、技法规范与文化内涵，“经典谱系的深度继承”成为核心标准，同时明确反对同质化跟风，鼓励多元取法与碑帖融合。另一方面，书法家个体审美则呈现多元取向，帖学书家注重经典活化，碑帖融合派探索“碑骨帖韵”，立新派则引入简牍与民间书风。这些个性化表达为行书创作注入鲜活生命力，尽管双方在个性尺度、形式价值等层面存在认知差异，但在坚守传统根基、回归书写本真、重视文化内涵等核心价值上保持高度共识。行书创作在这一规范与个性之间的良性互动，正推动当代行书艺术在守正创新中稳步前行。

杨雯在《简牍与当代草书创作浅议》中认为，西北简牍对当代草书的影响，本质上是书法界对原生书写精神的再发现。它不仅为当代草书提供了新的笔法语言、空间构成方式和美学取向，更推动了草书从”形式规范”向”生命体验表达”的转向。当代草书创作正陷入某种“风格陷阱”：竞相摹仿宋元明清笔意，风格呈现趋同态势，笔墨语言日渐单薄。创作者多止步于近世遗风，却鲜少溯及秦汉血脉。这些出自戍卒书吏之手的文字，凝结着草书初创期的生机——用笔率意斩截，结字奇崛生动，线条质如金石。其不拘程法的自然书写，正可破时人矫饰之弊。草书作者当深研历代经典，非止于形模；重在汲取那份未经雕琢的笔墨真趣与原生创造力。唯有向传统深处掘进，方能开创草书新境。

陈胜凯作《技术泛化与古意书写——行书创作中的简牍活化》的发言。他认为，真正的古意不是模仿而来，而是在与源头活水的对话中，自然生发而出。当前的行草书创作，正站在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是继续在技术泛化的浅滩上重复着精致的模仿，还是勇敢地扬帆起航，溯流而上，回到那条波澜壮阔的源头？深入研究西北汉简绝不仅仅是增加一种新的取法对象，它必将为当前的行草书创作带来一场不可估量的的飞跃。让技术扎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让风格获得独一无二的基因标识。放下设计的执念，重拾书写的初心。让我们的笔，不仅会穿越时空，更能呼吸时代的气息；不仅能创造新的形式，更能生发内在的精神。最终在我们的行书创作中，实现从“泛化技术”到“神采书写”的提升。我们的作品，不应仅仅是一件件冰冷的展品，而是能够与先人对话、有血有肉、有魂有魄的温暖的生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