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忆姑母陆小曼（下）：写到湖山总寂寥

“曼庐墨戏——陆小曼的艺术世界”展览目前正在上海静安区图书馆海关楼举办（展览延长至2020年12月13日），展出一批此前从未公之于世的民国才女陆小曼书画作品和文献。“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经授权刊登陆小曼堂侄女撰写的《忆姑母陆小曼》，下篇介绍陆小曼与徐志摩的关系和陆小曼在解放后的生活与艺术活动。
三、与徐志摩的关系
徐志摩(1896—1931)，浙江硖石人，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院研究生。回国后曾在北京《晨报》任编辑，后在北京大学等大学任教，是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名诗人，又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他由父亲徐申如做主，早年与张幼仪结婚，生有二子，长子徐积锴，次子留学时死在德国。张幼仪是张君劢和张嘉璈(即张公权)的胞妹。后来徐对张感到不满，当两人同在德国(或英国，记忆不清)时就办了离婚手续。不过徐父把张当作女儿，张仍经常在徐家，照管积锴。

徐志摩、陆小曼和陆宗麒、陆宗枬

陆小曼和徐志摩最初是在王赓家相识的，徐和王原来就是朋友，当时王赓对陆经常发脾气，夫妻感情不和，所以陆的思想很消极，自从与徐相识后，两人之间性情相投，互有爱慕之意。可是陆母吴曼华持反对态度，主要是认为女儿是有夫之妇(在陆与徐相识时，陆尚未与王离婚)，不应该与徐志摩这样结过婚的人亲密交往。但徐志摩和陆小曼互有爱慕之心，特别是王赓去上海常住，徐就加紧追求我姑母，写了大量的书信，还经常去王赓家看望姑母，约到外面一起玩，双方产生了爱情。

陆小曼

徐志摩有一本著作《小曼与我》，内有五个章节，即《西湖记》《爱眉小札》《眉轩琐语》《一本没有颜色的书》《小曼日记》，全书约有十万言。文中的“眉”就是指陆小曼。《小曼日记》是徐志摩第二次去英国期间，我姑母1925年3月到7月之间在闺房里写的日记，因为那时她还未与王赓离婚，家庭又不同意她和徐志摩往来，但是他俩之间已经情意相投，到了“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境地，特别是徐志摩远去国外，家里又逼迫姑母去上海和王赓相会。这里不妨举出几件事，来说明她当时的思想斗争和所处的境遇。
3月11日，她在日记中写道：“昨天摩出国，我本不想去车站送他，可是又不能不去，在人群中又不能流露出十分难受的样子，还只是笑嘻嘻的谈话，仿佛满不在意似的。在许多人目光之下，又不能容我们单独地讲几句话，这时候我又感觉到假的可恶，为什么要顾虑这许多，为什么不能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呢？我几次想离开众人，过去说几句真话，可是说也惭愧，平时的决心和勇气，不知都往哪里跑了，只会泪汪汪的看着他，连话都说不出口来。自己急得骂我自己，再不过去说话，车可要开了……谁知他也是一样的没有勇气。一双泪汪汪的眼睛只对着我发怔，我明知道他要安慰我，要我知道他为甚么才弃我远去，也有许多许多的真话，真的意思，都让社会的假给碰回去了，便只好大家用假话来敷衍。”
3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你我已无缘，又何必使我们相见，且相见而又在这个时候，一无办法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用得这句‘恨不相逢未嫁时’的诗了。现在叫我进退两难，丢去你不忍心，接受你又办不到，怎不叫人活活地恨死!”
当时她只能从幻梦中去会见徐志摩，如3月17日在日记中写道：“我近日常梦见你，摩，梦见你给我许多梅花，又香，又红，又甜，醒来后一切都没有了，可是那时我还闭着眼不敢动(怕吓走了甜蜜的梦境)……”

陆小曼

她一方面估计到自己的处境很困难，一方面又抱着强烈的愿望，希望有朝一日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所以她在日记中多次鼓起自己的勇气，同时也要求徐志摩能坚持信念。如4月12日她写道：“反正我这一面由我尽力来谋自由，一等有机会来了，我自会跳出来，只要你有耐心等着不要有二心就是。”她在7月17日日记最后的一段还写道：“……你快不要伤心，我走了，暂时与你告别，只要有缘，也许将来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只是现在我是无力问闻。我只能忍痛地走——走到天涯地角去了。不过——你不要难受，只要记住，走的不是我，我还是日夜地在你心边呢!我只是一个人，一颗热腾腾的心还留在此地等——等着你回来将它带去啊!”
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在1926年结婚，也就是她和王赓离婚后的一年。这里还得提一下她母亲的反对。由于王赓和陆小曼过去所相识的各界人士中，文人学者很多，其中北大教授胡适就是徐志摩的好友，徐有段期间，寄居在北京胡适的家里。虽然徐志摩在陆小曼与王赓离婚之后，也常来探望陆的病，可是陆母吴曼华对徐志摩的来访，抱着拒绝的态度，有时指着徐志摩的鼻子骂，使徐很难堪，但是徐仍然对陆母很恭顺，比起王赓来说，要尊敬和孝顺得多。由于陆有病，加上母亲总是疼爱女儿的，也不能坚决不准徐来看自己的女儿，很明显，女儿的病情好坏同徐志摩的来访与否有很大的关系，也可以说，女儿主要是心病，徐志摩是治她心病的唯一良医，母亲在现实面前也被软化了。

徐志摩、陆小曼夫妇新婚用品

徐志摩、陆小曼夫妇新婚用品

当时徐和陆的结合，不但需取得陆的家长同意，而且还得请大媒来说合，大媒就是胡适，因为胡适与陆母是熟友，愿为说媒，于是前往，不料碰了吴曼华一鼻子的灰，从此不肯再出马了。由于陆小曼的坚决要求，陆母就向胡适提出了结婚的条件，例如一定要请梁启超证婚，因为梁启超在全国负有名望，曾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是徐志摩的老师，经胡适出面邀请，梁答应证婚。陆母还指定要在北京北海公园图书馆的礼堂举行婚礼，这在当时是不容易办到的事，也由胡适接洽租妥，这样才顺利地举行了婚礼。这对爱慕多年的有情人，经历了种种周折、困难，终于实现了夙愿。
在《小曼与我》这本著作里，有闻一多、胡适、任叔永、吴经熊、杨振声、陈西滢等题的诗词，还收集有邵洵美、杨清磬、江小鹣、张振宇、林风眠、杨杏佛等作的画。印度名作家泰戈尔也作画，并作了诗祝福他们。自1926年结婚以后，他俩的生活是幸福美满的，但我姑母身体不太好，曾动过手术，所以没有生育。江浙战争爆发，姑父母由硖石迁居上海。不久，她父母也来上海和她住在一起。
我姑母作为徐志摩的爱妻，对自己丈夫的看法是：他是一个爱国者，面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中国的现实，感到非常不满，但又找不到一条光明的出路，因而他长期陷于苦闷之中，有时甚至产生消极悲观情绪。

黄山小景（上海中国画院藏）

解放后，我姑母的晚年过得很好，她老人家曾这样说：“说来志摩真是一个不幸运的青年，自从我认识他之后，我就没有看到他真正地快乐过多少时候。那时他不满意现实，他也是一个爱国青年，可是看到周围种种黑暗的情况(在许多篇散文中可以看到他当时的性情)，他就一切不问不闻……这是时代与环境所造成的。”“他平生最崇拜英国的雪莱，尤其奇怪的是他一天到晚羡慕他的覆舟的死况。”我姑母又说：“今天的新诗坛又繁荣起来了，志摩若是看到这种情况，不知道要快活得怎样呢?我相信他一定又能创造一个新的风格来配合时代的需要。”

黄山清凉台（上海中国画院藏）

徐志摩对印度名作家泰戈尔赴美国讲学，受到美国某些人的侮辱，曾表示过极度的愤慨，我姑母亲笔记下的回忆里，有这么一段叙述：“泰戈尔离开我们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们二人送他上船时，都是十分伤感，……他苍白的脸，瘪着嘴咬紧了牙，含着热泪，不敢往下落……过了一时，忽然接到老头子来信，说他在美国受到了侮辱，所以预备立刻回到印度去了。看泰的语气非常的愤怒，志摩接信后，就急得坐立不安，恨不得立刻飞到他的身旁，所以在他死前不久，他又到印度去过一次，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会见……他回来后，老是闷闷不快，对老头子在美国受辱的事，悲愤到极点，恨透少数美国人的蛮无情理，轻视诗人，同我一谈起就气得满面绯红，凸出了着火的眼睛乱骂，一变他平时不骂人的常态。如果把徐志摩这种对被压迫的民族诗人的真挚感情，和他对美帝国主义者的蔑视、憎恶，与胡适的言行感情对比一下，该有多少的不同呀!”

泰戈尔赠徐志摩、陆小曼夫妇的极具孟加拉风情的金丝编织头巾

又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姑父从北京回上海探望姑母。那次他是和张学良同搭张的“福特”号座机飞往南京，然后乘火车转赴上海的。因姑父早就与张学良相识，那次在机上两人对国事进行了交谈。我记得姑父来到上海家中时，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蒋介石自己不准别人抵抗，把东北数省都送给日本人，反而要别人为他背黑锅，真是岂有此理。在飞机上张学良对我说：委员长不抵抗，还不准我抗日。当时我还年幼，原话虽不能完全回忆，但大意如此，给我的印象很深。
最后不得不提到姑父徐志摩不幸逝世的事。那是1931年，我姑父乘邮政班机，由上海返回北平，因大雾飞机失事，不幸罹难。
在此以前，有一天，姑父兴致勃勃地回到家来，对我姑母说：“我们现在也开始用飞机送信了。我在国外是常常坐飞机的，打一个瞌睡，就从一个国家到了另一个国家。现在国内正在发展航空，我想将来我们大家也有飞机可坐了。”后来没有多久，他从民航公司财务组主任保君健那里拿到了一张保的名片，上面写明不论哪次邮政班机，他都可以搭乘。我姑母听到有此事，很不放心，要收掉那张名片，不准他乘飞机，怕冒险。姑父大笑着说：“这是国家新兴事业，大家应该支持呀!没有人开个头，大家怕，不敢坐，怎么行?你不准我坐，那暂时不坐就是了，又何必要把名片收去呢?”他终于没有把名片交给姑母，而后来就是使用这张名片，搭乘邮政班机失事的。
失事的确切日期是1931年11月19日。那天他搭乘邮政班机赴北平，中途曾在徐州机场降落加油，在徐州姑父发出他最后一封简短的“遗书”，信上说：“徐州有大雾，自己感到头很痛，但是还准备乘上飞机北上了。”飞机起飞后继续北上，据说抵达山东济南南面数十公里处，和泰山相碰，飞机坠落在党家庄，机上三人，我姑父、两位驾机师全都摔死，三人都只有36岁。

陆小曼自用品

飞机失事后，保君健亲自到我家来报告噩耗，开始我姑母不相信，认为徐志摩不可能继续乘飞机的。当看到保君健的神态，确知遭遇不幸，她马上昏厥过去，醒后痛哭流涕，悲恸异常，家人也为姑父之死而陷于哀伤之中。当时还有一个迷信的传说，是家中女用人在梦中看到姑爷回家，走进了小姐的房门……
我姑母原来打算亲自去山东党家庄接回遗体，家里人认为她身体不好，再也经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最后决定派徐的长子(张幼仪所生)徐积锴去山东接回。遗体接回上海，安放在万国殡仪馆。开吊之日，我也去吊丧，看到死者头部眉毛处有一个疤。开吊后灵柩即由徐积锴护送到他的原籍——浙江硖石安葬，在万国殡仪馆时我还亲眼看到姑父的前妻张幼仪，她也在前行礼的。1932年在硖石开追悼会，第二天姑夫即破安葬在硖石东山万石嵩，我与姑母同去，葬后回上海。

陆小曼

陆小曼《古木昏鸦》

1933年的清明节，我姑母曾去硖石扫墓。最近我从姑父的表妹婿陈从周(同济大学教授)处，得到我姑母当年扫墓时写的一首诗。陈从周教授说：“她平生的诗，唯此一首可珍也，我曾在港报为此诗写过一篇文章纪念她。你可裱后挂上，宛若其在座右。”以下是陈教授录下的我姑母的诗的原文：
肠断人琴感未消，此心久已寄云峤。
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
癸酉清明回硖石为志摩扫墓心有所感，因题此以博伯父大人一笑。
侄媳敬赠
姑父不幸逝世后，姑母悲痛万分，非常消极，多年足不出户，从而染上吸鸦片烟的恶习，加上平日生活奢华，家中开支很大，徐家也不再接济她的生活，所以生活逐渐窘迫。
1936年，姑母准备出版《徐志摩全集》来寄托她的哀思。她和赵家璧亲自主持并整理文集，由于姑父曾寄居在胡适的北京寓所，他的文稿、书函不少存放在胡适家中，而有些文稿胡适藏着不肯交出来。加上其他种种因素，我姑母的愿望未能实现。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姑母一直留居在上海，靠卖字画来维持生活。1941年她曾在大新公司(今上海第一百货商店)楼上开过一次画展，由我帮助她布置，展出作品一百多幅。1947年6月，我在南京结婚时，她以主婚人的身份去南京主持我的婚礼，那时她已是45岁的中年人了，但她的风韵仪态，还是引起了很多宾客的注意，这些人并不知道她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京沪有名的陆小曼。

中国女子书画会会员摄影

四、新中国赋予陆小曼新的生命
祖国大地解放，新中国成立，对我姑母陆小曼来说，无疑是拨开乌云，重见天日。早在解放前，她就经常接触一些进步的文艺界朋友，通过他们的介绍，她对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她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看到过军阀官僚的腐败无能，而国民党统治的二十多年，河山破碎，民不聊生，加上她自己的种种不幸的遭遇，使她产生悲观失望的厌世感。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她认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才可能有光明前途，所以她以无限欢欣的心情，迎接上海和全中国的解放。
新中国成立时，她已年过半百，久卧病床，但仍抖擞起精神，决心离开病榻，走出卧室，为国家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她毅然下决心，戒除鸦片嗜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也从各方面给她关怀和照顾，推动她走上康庄大道。

陆小曼速写

解放前，我有二十多年时间同姑母住在一起，觉得她在解放前后的变化，真是判若两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从一个半死不活的人，忽然变成一个生气勃勃、有所作为的人。解放后不久，党和政府安排她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不久去上海中国画院当画师。她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最后政府安排她为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参事。
1954年8月，北京的张振宇给我姑母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你是一个体力孱弱的人，病魔缠身的人，今天你能决心戒去嗜好，又愿自力更生，这是你一大转变!何况你说：‘不死，就要好好地活下去。’你应该活下去，活得更有意义，就是‘工作’两个字。”姑母给张振宇的原信，现在无法查到了，但她解放后的心境，由此可以想见。事实上，她戒去了有二十年的嗜好，思想开朗，身体也好了很多，这是我目睹的。

陆小曼《秋色自然来》

1956年起，她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其中有《泰戈尔短篇小说集》。1959年成都杜甫草堂举办杜甫生平展览，她亲自为之绘制了画幅送去展出。1959年，她被全国美协评为“三八”红旗手，在美协画报上刊有她的照片。

陆小曼往来信函

姑母早在抗战前夕，就将《徐志摩全集》原稿，交给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准备出版，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版，连原稿也下落不明，为此她精神上痛苦万分，认为对不起我姑父。不料在1954年的春天，她突然接到商务印书馆的来信，告知她《徐志摩全集》的原稿已经找到了，但一时还不能出版。她接到信后，心情无比激动，她说：“这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使我高兴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在日本投降后的四年中，我奔东跑西，花了不少心血，费了许多劲，也没有得到一个答复，而现在不费一点力，就得到了全部的原稿和版型，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把事情办得这样认真。我今天知道稿子还在，今后一定会有出版的机会，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不会埋没任何一种暴露黑暗的、歌颂光明的、有代表性的文艺作品的。我一定会有希望，这一回不会让我再失望的。”这是我姑母的心里话，充分表达了她对党的热爱、信赖和拥护的心情。不仅如此，从这段话里，也看出她是多么坚定不移地相信党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呀！

陆小曼往来信函

我清楚记得姑母对我讲过这么一回事。她说有一次，她去上海市人委大礼堂开会，当她到达时，大会已经开始，她打算找个会场后排的座位，但工作人员见她来到后，马上招呼她去会场前首就座，并领她在一位一看就知是高级首长的旁边坐下。那位首长亲切地问她：“近来身体可好，是否在画画?”并说：“将来画得多了，可开个展览会。”还叮嘱她当心身体，不要过分劳累等。她心里感到热乎乎的，但不便问这位首长的尊姓大名。大会休息时，她有事出去，正巧钱瘦铁看到了她，第一句话就问她在什么时候认识陈市长的，市长和她谈些什么。到这个时候，她才恍然大悟，坐在她身旁和她亲切谈话的，就是陈毅市长。怪不得她总觉得这位首长有些面熟，这是因为她平时在报刊上看到过陈毅市长的相片，只是一时没联想到一起。在钱问她以前，她怎么会想到是他呢?她怎么能设想日理万机的一市之长，会关心到她这样一个人呢?每谈起此事，她总感到幸福和温暖。

陆小曼写《兰亭集序》部分

姑母的毛笔楷书，写得很清秀。为了表达中国共产党给自己的晚年带来新生的感激之情，她从1964年春天开始，用工整的楷书笔录《矛盾论》全文，准备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节日献礼，可是她从那年夏天起，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到了10月住进医院以后，就无法继续执笔。在她去世以前，她每对我谈到这件事，总觉得这是终身遗憾。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她对党是无限热爱和衷心感激的。

陆小曼

1981年，徐志摩姑父逝世五十周年，他生前的亲友如赵家璧、陈从周、沈从文、朱自清、沈松泉等，都有纪念文章发表。姑母临终前，交给我保管的她1957年为纪念姑父写的《遗文编就答君心——记徐志摩全集编排经过》和《泰戈尔在我家作客——兼忆志摩》两篇手稿，亦经赵家璧伯伯推荐，分别刊载在1981年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九卷第一期和同年的《文汇月刊》第十一期。她老人家十余年来的遗愿，终于得偿。
上海市静安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整理(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未作删改。原题为《忆姑母陆小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