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 “安江村风波”后，吕凤子接任国立艺专校长

吕凤子（1886-1959）名钟濬，字长倩，号凤子，他的国画风格颇受日本禅画和南画的影响，别具一格。1912年创办私立丹阳正则女子学校，开启民智。他矢志办学的精神得到蔡元培等人的推崇，在国立艺专“安江村学潮”后接任校长之职。他提出五点“不要”，包括不要委任状、教育部不要干涉用人与开支等等。为了国立艺专的校务建设，吕凤子殚精竭虑，积劳成疾，曾病倒在璧山，并落下手臂经常颤抖的毛病，导致其画风发生巨大变化。
民国时期国立艺专迁到云南后的“安江村风波”，引起社会各界反响很大，当时的教育部高层感觉很头大，大家议论纷纷，有人甚至主张停办这个学校，或者暂时合并到别的大学去，待抗战结束后再行恢复。开始时教育部长陈立夫也颇倾向于这种想法，曾致电教育部次长顾毓琇，称如“艺专风气已坏至极点，可停办。”但校长滕固向他保证，学潮起因纯属校务问题，由用人不当引起，并无政党介入，建议续办。陈立夫才转而下令：“艺专可乘此机会迁璧山切实整顿。”（参见侯云汉《校务治理分歧引发的学潮对民国专门美术教育的挫伤》，《美术研究》，2014年第四期。）同时，滕固也打报告给教育部，表示自己治校无方，请求辞职。
部长陈立夫等人，也认为滕固已经不再适合留任了，遂很快答应了他的辞呈。陈立夫马上行动，夏天即专程来到重庆璧山，亲自登门拜访正则艺专校长吕凤子，请他出山，担任国立艺专校长。

吕凤子（1886-1959）

吕凤子（1886-1959）名钟濬，字长倩，号凤子，别署凤先生，江苏丹阳人。吕家属于江南望族，出过许多名人。他是长子，三弟吕澂，字秋逸，早年受大哥影响学习美术，青年时留学日本，曾著《西洋美术史》。回国后，他受佛学大师杨仁山感召，受居士戒，精研佛学，遂成为一代佛学名家。另外，吕凤子的堂弟吕叔湘，则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
1900年，吕凤子考中秀才，在丹阳被誉为“江南才子”。1906年，他考取南京两江师范学堂，接受系统的日式西洋美术训练，并受到校长李瑞清的青睐，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他的国画风格颇受日本禅画和南画的影响，别具一格。
毕业后，吕凤子因成绩优秀被留在两江师范学堂附属中学任教。辛亥革命爆发，他离开两江师范，回到家乡，于1912年倾尽家财创办私立丹阳正则女子学校，积极开启民智，倡导男女平等。1925年，学校更名为“私立丹阳正则女子学校”。1937年抗战爆发，学校迁往四川璧山县，于翌年部分改建为私立江苏省正则学校蜀校。

吕凤子《菜农的喜悦》1955 纸本水墨设色中国画 中国美术馆馆藏

吕凤子淡泊名利，不大愿意与达官贵人交往应酬。他的父亲吕敏生更是乐善好施，行事低调，当年他在上海经营的德本堂曾捐巨资给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大总统府曾发函给吕凤子，许诺给他在国民政府中谋求职位，以示答报，但被吕凤子断然拒绝，一时成为佳话。他矢志办学的精神得到蔡元培等人的推崇，经常为他争取政府经费补助。大概也由于这些背景，他的德高望重，教育部长陈立夫也要让他三分，对他十分尊敬。
吕凤子是位很少与权贵来往的教育家，在答应接任国立艺专校长前，当时他向陈立夫提了五个条件：
一、只要教育部颁发给他兼任聘书，不要委任状，即不要给简任官；
二、学校要从昆明迁到璧山附近，因为他办的正则艺专在璧山，以便他兼顾两校；
三、学校用人和教书，教育部不要干涉；
四、学校经费由我开支，教育部不要管；
五、“我不是国民党员，赌咒许愿的事我不想做”。
那时教育部规定学校每周一第一堂课是“总理纪念周”，校长要主持仪式：读孙中山遗嘱，默哀，训话等一套。吕凤子表示他不愿顾问“总理纪念周”之类的党化教育课。陈立夫最后没有办法，一一答应他的条件，并派国民党员俞汝朋任训育主任，负责艺专“总理纪念周”。（郑朝《国立艺专往事》，页106，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

吕凤子《苏州园内新游人》1954 纸本水墨设色中国画 中国美术馆馆藏

吕凤子上任后，双方迅速确定校址在距四川璧山县城三十余里青木关的松林岗。当时教育部也在青木关，这样更方便对学校的掌控。
吕凤子也深知这个学校难弄，教师之间派系斗争复杂，矛盾重重。他为了怕发生什么纠葛，后来想出一个办法，要求只让学生去，老师一个不聘。因此，“1940年底艺专在璧山上课时，全部是正则艺校的班底，另外聘了刚从法国归来的蔡仁先生任教务长，从英国回来的李剑晨先生上水彩画课。”（朱膺、闵希文《风风雨雨的国立艺专》，《烽火艺程》，页18）吕凤子又大胆起用被同学们追捧的高班尖子生，选了一批留校任教，如李可染等人。学校顿时焕然一新。
为了安排那些不能留校的教员，陈立夫和张道藩也是煞费苦心，于是特别组织了一个“美术教育委员会”，干脆把他们“养”起来。张道藩是主任委员，滕固、叶恭绰、马衡、林风眠、吕斯百、汪日章、张书旂为常务委员。常书鸿在里面当了一段秘书，教员秦宣夫等人任专门委员。这一职衔相当清闲，有薪水而不必办公，大家乐得在家自由画画，“只有秘书常书鸿每月到青木关拿薪水”。（参见秦宣夫《秦宣夫自述》，《秦宣夫文集》，页399，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而中国画教授潘天寿则于1941年初回浙江休假，被东南联合大学艺术专修科的主任聘去当教授。东南联大时在福建建阳，离家乡和眷属甚近，潘天寿觉得比在巴山蜀水之间奔波适应多了。后来潘天寿又到英士大学任教，一直到1944年才重新回到重庆，担任国立艺专校长。
1943年初，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常书鸿不久去了敦煌，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后来董希文、霍熙亮、段文杰、李承仙等艺专学生纷纷前往敦煌，从此开创出另一番事业来。

陈立夫

这里也许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抗战开始，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陈立夫于1938年1月出任教育部长。由于他的努力奔走，作为一位有留美背景的教育部长，在战乱期间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也由于他和蒋介石的亲密关系，为教育部争取到不少资源和便利。
陈立夫是蒋介石的亲信红人，国民党CC派代表，深得蒋介石倚重。担任教育部长之前，他曾历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等要职，权倾盖世。陈立夫任职教育部长七年，“每天上班在先，下班在后，兢兢业业，勤勉处事”，实事求是地说，为当时的教育事业做了不少好事。“他主持拟定《战时教育纲要》及实施要点，作为该部各司工作的大纲，各负其责。当时大量青年学生投奔抗日根据地，为了与中共争夺青年，他组织教育部人员将愿意从军抗日的流亡师生送至军校或军训班，将年幼及愿继续上学者安置入学并供给生活费。他推动各大学在后方单独或联合复校，使大学生可以各回原校；在后方城镇建立一批国立中学及教师服务团，设立贷金制用于衣食住读，以保证十余万师生能继续学业，俾使教育事业不因战争而中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朱信泉、娄献阁主编《民国人物传》第12卷，页53 – 54，2005年）
当时艺专的学生郑为在生前就和我说起，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们那时读书是不要钱的，即使像他到别的大学去吃饭都不要钱。他在重庆读书期间，经常到中央大学去听傅抱石等人的课，中间在中央大学食堂吃饭，并不收取分文费用。还有不少学生可以申请“贷学金”，其实并不需要日后偿还，虽然微薄，但为他们解除了后顾之忧，这是抗战期间对莘莘学子的特别优待。
由于陈立夫在抗战期间据理力争，也凭借自己的关系，为教育部争取到不少经费。据蔡元培日记中记载，傅斯年于1938年3月18日给蔡元培的信中提到：
得孟真函(十八日)，称:“财政部又闹减经费，孔庸之在中政会主张普减为五成，教育部陈立夫力争，教育文化经费得给七成之九折(六成三)。又孟真前曾致蒋介石一函说孔短，闻此函已落孔手，孔在国防最高会议中大骂研究院，说:怎么把我的财政部也打了对折?中央研究院每年百多万，做得些什么事?比财政部的经费还多。传者谓是孟真写信的效力。”（《蔡元培日记》，页54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在战乱时期，由于蔡元培、陈立夫、傅斯年等人的努力，国民政府对教育文化的重视。当然，也由于陈立夫的长袖善舞，过于能干，对所属各大学管得太多，使得大学的自由度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也令许多教授学者颇为反感。顾颉刚在他的日记里就多次表达了这种忧虑，说陈立夫上任五年多来，教育家很多大学和机构遭到他的“统制”，只有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四校“不肯投降”。（《顾颉刚日记》，1943年1月5日）。三年后在国民政府的参政会上，他还写了针对教育部的四条质问，继续表达对陈立夫的不满。（同书，1946年3月26日）

吕凤子绘画作品

为了国立艺专的校务建设，吕凤子殚精竭虑，积劳成疾，曾病倒在璧山，并落下手臂经常颤抖的毛病，导致其画风发生巨大变化。
1942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正则蜀校改名为正则艺术专科学校，吕凤子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和精力，难于同时应付两校事务，遂辞去国立艺专校长，专心正则艺专校务。不久，著名工笔画家陈之佛接任国立艺专校长。此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学校也日渐平稳，走入正轨，不再有大的起伏波折。
2020年9月30日，10月8日修订
(本文原题为《往事 | “安江村学潮”后，吕凤子接任国立艺专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