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博物馆人“云上对话”：疫情下博物馆的力量

疫情之下博物馆何去何从？开放、财政、人员有哪些困境？展览、教育、研究会发生哪些转向？当线上活动成为主流，博物馆能否超越线上？7月15日，来自中国内地、美国、英国、加拿大、阿联酋、新加坡、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的十八家博物馆及文化机构的馆长、亚洲艺术部主任及策展人，受上海博物馆之邀齐聚云端，借助网络及多媒体平台，对博物馆的现状和未来展开了一场云上对话。

“博物馆的力量——国际博物馆人云上对话”现场

过去几个月所发生的一切，可能会在未来数年内改变着世界。诚如《人类简史》的作者、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所言：“人类现在正面临全球危机。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危机。”新冠病毒影响着全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也包括我们所热爱的博物馆行业。国际博协5月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疫情的冲击下，全球83%的博物馆将大幅消减活动项目，30%的博物馆将裁员，13%的博物馆可能会永久关闭。
疫情之下博物馆何去何从？开放、财政、人员有哪些困境？展览、教育、研究会发生哪些转向？当线上活动成为主流，博物馆能否超越线上？博物馆如何以自身核心价值，再次证明其在人类历史社会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博物馆之间如何相互连结，彰显博物馆联盟的力量？为探讨这些问题，上海博物馆发起并主办“博物馆的力量——国际博物馆人云上对话”，该对话由上海市人才服务中心承办。

“博物馆的力量——国际博物馆人云上对话”现场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新冠疫情使大家只能守在各自的城市里，但我们今天要举行一次特殊的连接，借助互联网，以我们共同拥有的博物馆核心价值，用我们对人类、对社会、对文化的那份美好情感和期待，进行一次非常时期的对话，分享疫情下的经历、观察、思考以及对未来的关切。”
疫情之后：开放、财政与裁员
受疫情影响，各大博物馆纷纷闭馆，短则不到两个月，长则半年。令人欣慰的是对话人所在博物馆均陆续恢复开放，如上海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分别于3月、6月开馆，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和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计划于8月恢复迎客。重新开放后，各馆参观量仅允许恢复到原接待量的25%。虽然，有观点认为观众量的下降营造了博物馆理想的观展环境，但博物馆公众接待的大幅下降所带来的连锁问题却是深层次的，例如财政困境和人员缩减。
沈辰（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副馆长）：安大略博物馆整整闭馆4个月，一个财政年度的1/3的预算就没有了，后面还有三个季度不可估计的收入下降。所以疫情真正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海外博物馆的财政困境，以及对员工的安置。我们博物馆从三四月初开始，50%以上的员工停薪留职了，他们当然也受到联邦政府一些生活上的资助，但是对博物馆来讲已经没有能力支持他们在博物馆全额工作。剩下不到一半的人，几乎全部减薪20%，按照每周工作4天算，从4月份开始，到现在还没有结束。7月上旬重新开馆之后，仍然有三分之一的员工还没回来。
马昌 （Nick Marchand，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国际部主任）：英国博物馆界在重回正轨。但后疫情时代下，很多事情都不同以往。博物馆的开馆时间缩短，实行人流控制和更严格的运营流程，这些都是借鉴中国的经验。大部分英国博物馆预测重新开馆的早期，观众人数只有以往最大流量的15%-25%。 这是不可持续的营收模式，尤其是经历了强制闭馆的三个月后。上周的好消息让我们松了口气：英国艺术、文化和遗产行业将获得15.7亿的政府经济援助，帮助这些行业“度过新冠危机”。这次投资规模史无前例，也是一场及时雨。
汪涛（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大概裁员了50多人，但在我们这么大的机构里面，占的比例很小，大概8%左右。接下来一两年，博物馆面对公众的功能将大量削减，原来跟公众进行互动的这些机构或者人员将面临新的调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史蒂芬·利特尔（Stephen Little，美国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LACMA在3月14日宣布闭馆，原本已计划重新开馆，但是最近洛杉矶的疫情出现反复，因此重新开放不得不推迟。今年2月揭幕的“仇英展”也在关闭中，我们非常感谢所有出借方，同意展览延期到9月7日，尤其是上海博物馆，上博是此次出借藏品最多的机构。我们在这次疫情中很幸运的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援助，LACMA有大约490名员工，没有人被解雇或停薪留职。
柳扬（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馆跟其他博物馆有点不同，我们的财政来源分三个方面：三分之一来自于当地的政府——100多年前博物馆建馆时与当地郡政府达成协议，博物馆永远向公众免费开放；另三分之一来自于博物馆基金收入，博物馆的基金在市场上运作有三年缓冲期，这部分问题不大；还有三分之一是来自于捐赠和博物馆自己的创收，如商店、出租场地、停车场等，这部分收入几乎是停滞状态。
我们馆虽说不依赖于门票收入，但财政方面冲击还是很大。今年财政年的缺口大概有100万美元左右，明年的财政年要将近有400万左右的缺口。美国政府最初提供了所谓的“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给博物馆低息贷款，帮助我们延缓了三个月的裁员。但是过了三个月，贷款用完后还是不得不裁员。我们现在有三个方面的减员情况：一是所谓的自愿离职，给一定的补偿，大概有17个人离开；一是裁员22人；另外还有大概7个空缺暂时不再雇佣，总计46人，占全体雇员的15%左右。
陈威仁（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馆长）：新加坡的文化部门在财政上一直相当稳定。政府已经引入大量的预算，这为我们支付员工薪水、为数字化提供慷慨的资金支持。在博物馆重新开放之后，我们主要担心的是游客人数的下降，因为这影响了收入。目前我们的访问人数只有平日的5%左右，关于收入问题将走向何方尚不明朗。不过，由于我们推迟了许多展览，成本也大幅下降。
许杰（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目前大家面临着三重危机。一重是新冠疫情——生命安全，我们人生中可能从没有碰到过这种生命时时处在第一线的危机。第二重危机是世界各地都认同的，即财务危机。从北美来讲，我们考虑的是营运模式的问题。美国博物馆的运营模式普遍以民间的赞助为主，而赞助主要来自某一个社会层面，即社会1%的人群，来自他们的善意和赞助，因此赞助的来源不可能大众化。至于将来社会，美国博物馆的营运模式能不能有可持续性，这是必须面临的问题。

国际博协（ICOM）5月发布的《博物馆、博物馆从业者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调查报告》称，美国、荷兰和意大利最不乐观，预计分别约有33%、25%、25%的博物馆将面临永久闭馆。

多样性与平权：博物馆的更多危机和挑战
此时此刻的博物馆不仅受到疫情影响，同时也因平权运动等变化多端的外部环境，显得更具挑战性。尽管这是一个起源于欧美的社会问题，但其中所折射出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引起了全世界博物馆人的回应和思索。
许杰（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第三重危机也有许多世界上的意义，但不是一个全世界都共通的问题，那就是种族主义的危机。北美的弱势族群问题，在这次新冠疫情当中，尤其显得突出。这也是博物馆必须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沈辰（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副馆长）：这的确是摆在我们面前不能回避的。用中文讲叫做平权问题，但在英文中有很多不同的词语。我们博物馆最近增加了一个叫IBPOC群体的讨论和组织工作，我也算是其中一份子。IBPOC什么意思？I就是Indigenous原居民, B是 Black黑人，POC是People of Color有色人种。
喻瑜（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亚洲部主任）：波士顿美术馆的方针叫IDEA（Inclusion Diversity Equity and Accessibility），即包容性，多元性，公平性，可及性。在我们现在的策展工作中，不管是从人事上，还是在展品收藏、展览陈设和特展安排，以及对展览的诠释方面，都试图将IDEA纳入进我们的工作中。最近大家都对着电脑开ZOOM会议，不管你的职位、话语权如何，你的空间都只有一个屏幕上的小框。以前那种等级好像突然就消失了。在现在谈论IDEA的大环境下，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小影响。
卜向荣（Phillip Bloom，美国汉庭顿图书馆、博物馆和植物园中国园园长）：汉庭顿在上月的运动之前已经开始反思“多样，平等和包容”。我希望我们的中国园能够扮演一个良性的角色，至少是一个能够让公众培养文化和文明同理心的场所。在当下的社会，培养同理心是越来越重要的。

美国汉庭顿图书馆、博物馆和植物园的中国园

陈威仁（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馆长）：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不久前曾与公众进行了一次现场对话，分享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和我们期待的事情。普通公众也非常关注不平等和包容性问题，比如我们将如何处理外来务工的问题，以及美国平权问题会如何影响到新加坡。
柳扬（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这次所谓平权运动结合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合纵连横，变化万端。作为来自这次平权运动的发源地明尼阿波利斯，我本人反而相对乐观一些。借用诗人北岛一首诗的题目——相信未来。
汪涛（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博物馆本身作为一个西方视角的文化机构，面临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不光来自在大街上的那些示威者，也来自于机构内部，我们的同行或我们圈子里面。我们怎么来应对？或许可以从国际博协关于博物馆的宗旨和每个博物馆自身的宗旨，考察有什么需要重新思考的。
慰藉与明灯：博物馆存在的再思考
二十一世纪以来，博物馆界都在寻求一种能代表未来方向的新定义。疫情作为一个契机，使全球博物馆人从本体出发，重新梳理博物馆存在的社会意义。
詹姆斯·古诺（James Cuno,美国盖蒂信托基金主席、首席执行官）：当我19岁时第一次在卢浮宫博物馆看到《汉谟拉比法典》，我感受到我与另外一个时空、另外一个文明产生了奇妙的连接，那种神奇的感受我至今记忆犹新。当下世界在充斥着危机和重塑的共同文化中被紧密地牵引到一起。可能正是在这种疾病大流行的时间里，博物馆更能够帮助确认我们所共有且互通的人性。博物馆使我们与万里之外、千年之前的人相连接，不论我们是在当下的巴黎、上海、孟买还是洛杉矶，或是在《汉谟拉比法典》的发现地——伊朗古城苏撒。
裵基同（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20世纪末，博物馆把“教育”设定为新目标，重新与大众一同呼吸，由此重新认识文化。此次新冠疫情让我们再次思考博物馆的新领域。疫情导致了人类疏远，全世界各地人们难以见面，不易自由出行，我们的社会逐渐转变为“无接触式”普遍化的社会。然而不论哪个社会，人们都更愿意面对面地表达感情，而这样的社会诉求该由博物馆来实现。
尼尔·麦克格雷格（Neil MacGregor，大英博物馆前馆长）：博物馆是一种连接，是我们当下社会中最有力量的机构之一。博物馆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让我们与千年之外的人对话。我们可以在时间中穿梭停留，观赏由与我们有相似思想和手的人所创造的事物，从中思考何谓活着，何谓死亡，以及对疾病的担忧和对爱的希望。
汪涛（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置身于博物馆，面对保存的出土品和艺术品，我们可以感觉到历史，历史从某种角度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确定性。从眼前讲，在疫情和困难面前，博物馆能给人以慰藉。从长远来说，博物馆为我们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一盏明灯。
博物馆在行动
即便是疫情闭馆期间，博物馆的日常工作也没有停滞。这些工作包括撤展运输、调整展线以确保社交距离、摄制视频节目，甚至是支持社区公众和医务人员。
褚馨（上海博物馆展览部副主任）：在上博闭馆的49天中，我们对一个国际性展览进行了艰难的撤展工作，它是来自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绘画展。最后一刻只有一名法国修复师得以来到上海，我们用了一周时间，进行封闭式撤展工作。那时法国已经开始疫情大爆发，撤下来的展品只能一直放在上博，整整4个月，前段时间才平安回到巴黎。

法国巴黎高美展撤展工作

另一个来自日本唐招提寺的展览，在上博恢复开放后延期展出。它的撤展是由日方直播连线指导下完成的，这在日本外借文物史上也是第一次。隔扇画已随“新鉴真号”回去了，与鉴真有关的文物还留在上博，等待回归。上博是疫情之后第一批率先开放的博物馆，我们严格做好各项疫情防护，重新开馆后的这100天内，陆续推出了三个全新的展览，这个速度和效率也算是业界不断在行动的“劳模”。

唐招提寺展撤展工作

孔纨（美国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助理策展人）：因为疫情，展览也有一系列的改变。比如由于要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不得不把展厅内的说明牌缩短字数并增大字体，因为说明牌往往是集中人流量的地方。如何在更有限的字数内表达清楚一件作品，这对我们在西方做中国艺术研究的人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又比如，如何设计固定的路线，引导观众有一个线性的参观模式，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叙事模式不一定只是单一方向，很多时候也要根据场馆结构呈现几件展品的呼应关系。
喻瑜（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波士顿美术馆距离一个很大的医疗中心非常近。疫情期间，医疗中心负荷非常重，我们将停车场提供给医务人员，请他们随时使用。后来有很多医务人员写信给我们说，虽然工作中身心负担非常重，但每天经过博物馆哪怕只有10分钟能够站在艺术品面前，就足以对生活和现状有所安慰。

波士顿美术馆在母亲节当日，上线“莫奈启迪音乐”特别演出，以庆贺“莫奈与波士顿：永恒的印象派”特展虚拟开幕。

许杰（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疫情以后，我们第一个推出来自中国的展览，将是以湖北省出土的最新考古材料，以楚国为主的一个考古大展。我觉得疫情以后，推出来自武汉的展览有特别的意义。
市元垒（东京国立博物馆学艺研究部研究员）：东京国立博物馆自2月底至6月初闭馆期间，推出了一个由我们馆员导览，介绍展陈文物的节目。另外钱谷馆长在博物馆官网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正因为我们身处不安和混沌之中，就更需要享受美好事物，以史为师。这一讲话很受网友青睐，反映了很多民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对博物馆一直有所关注和期待。 

东京国立博物馆网站上的馆员导览与馆长讲话。

线上，并超越线上
过去数月，人们的行动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制约，大量的博物馆项目不得不移师线上，这无疑加速了博物馆数字化的探索。数字环境下，博物馆的传统属性会被颠覆吗？如何发展出有效的博物馆线上策略？
曼努埃尔·拉巴特（Manuel Rabaté，阿联酋卢浮宫阿布扎比馆馆长）：卢浮宫阿布扎比馆自3月15日，关门了一百天。这在某种程度上迫使我们加速了数字化转型。我们推出了一系列有趣的线上互动：例如“Furusiyya东西方骑士精神展”的360°云展馆；适合父母带着小朋友一起体验的趣味手工藏品制作；并将一些精选的藏品图片和说明进行了电子化。我们还力推卢浮宫阿布扎比的多媒体导览APP，这个APP是免费的。有趣的是，下载量第二多的国家是中国。除此之外，我们还与6个国家的知名人士联手推出了声音行走合集《我们并不孤单》。

卢浮宫阿布扎比馆大力推广有7种语言版本的本馆导览APP。

陆鹏亮（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部策展人）：大都会从2017年开始开放图像资源（Open Access），并获得了很多博物馆的响应，这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好处。另一方面，我们有很多网络虚拟展厅导览，提供给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的学生。此外，我们也免费开放了很多的视频资源，包括之前的博物馆演出（Met Live）。在现在这个困难时期，线上资源也是一种工具，能够保持住博物馆的力量和活力。
张璐（美国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副主任）：去年，在我们与敦煌研究院合作的展览“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闭展后，我们计划与敦煌基金会合作打造一个线上展览，此外还在积极筹备线上公共讲座活动。
柳扬（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原来在我们馆教室、工作室里进行的公众项目，现在都移到网上。还有一些传统活动，也改变为能够在网上或利用手机进行的活动，如每月的“自行车之夜”（Third Thursday：Bike Night）。同时，为保持与公众和捐赠人的联系，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如 “与策展人的鸡尾酒会”（Cocktails with Curators），是一个与策展人网上的见面会，维系公众同博物馆的纽带。

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馆的“自行车之夜”活动，从线下转变为线上。

姚进庄（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长）：我认为博物馆的线上项目必须超越将原本线下内容，如讲座等，直接放到网上的模式。过去两个月，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制作了一系列影片。每周推出一集，每集10分钟，10分钟是一个让人容易接受的容量。比较新鲜的是，我们要推广的不止是往常介绍的文物艺术品，而是要强调每一集来自其他行业的特别嘉宾。如，我们邀请了寺庙里面的法师，跟我们讨论一件馆藏敦煌佛经，我们发现观众最喜欢的片段就是法师在念诵佛经的情形。又如，我们也请了一位医生嘉宾，他讨论得最有趣的地方，是关于我们需不需要担心不同的人在触摸一件文物时会传播病毒。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系列影片，达到一个效果：除了专业的艺术研究人员外，有很多其他非文化、非艺术的专家，也可以对文物有很独特的理解，他们的观点也可以对大家有所启发。在过去几个星期里我们制作了七个影片，已有几万观看量，这对一个每年参观人数在六七万左右的大学博物馆来说，非常不错。同时，因为这些特别嘉宾本身具有自己的影响力，这个系列影片也帮助我们触及到新的公众。

香港大学文物馆特别推出《艺术无间》系列影片。

裵基同（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在数字化文明里，人们虽然有了新的沟通方式，但人类却逐渐疏远，新冠疫情的“无接触式”社会更加速了这一情况。数字化这种“无接触”方式如何能转化为“接触化”般的沟通方式？数字技术，即在线数字文明，本身应该由博物馆领先，把它提升到更有人情味，更有感性的层面。这是博物馆的使命。
展览与研究：未来转向内在
国际借展是博物馆间交流合作的重要方式，汇集全球各家馆藏的展览往往经多年精心策划，极具公众吸引力。但疫情迫使各博物馆对这一展览形态进行重新评估与考量。由于疫情带来的各种阻力，更多关注、深挖自身馆藏并服务当地，恐怕将是博物馆近期展览与研究的趋势。博物馆及其研究人员也因此慢下来重新发现自身的“生命之源”。
许杰（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后疫情时代面临的考虑，一个是线上展览和实际展览的问题，我觉得两者可以并存，但各家博物馆处理都有不同。第二个是本馆收藏开发与国际合作展览配合的问题。两者当然必须兼有，但恐怕短期以本馆收藏为资源的展览可能是重点。这不仅是资源问题，也与服务社区有关。
卜向荣（Phillip Bloom，美国汉庭顿图书馆、博物馆和植物园中国园园长）：我希望这次困境会使得整个汉庭顿意识到植物园的重要性，意识到草木花卉其实是文化的大自然入口。我也希望这次经验会影响到策展人对展览、活动的思考，比如鼓励去研究自然世界与书籍、艺术等文化物品是如何连接的。
富田淳（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副馆长）：值得重视的是价值观的变化：以前过度追求高效率，而现在很多人重新认识自然和文化对我们来说更加珍贵。在这样的时代, 博物馆应当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更深入地研究藏品, 举办能够与观众双向探讨文物奥秘的展览。比如, 预先在网上提供展厅内无法看到的作品细微局部, 以及历史变迁和各种逸事趣闻，观众来到展厅后,可体会与过去不同的审美感动和知性享受。
陆鹏亮（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部策展人）：今年是大都会博物馆建馆150周年，我们已经筹备了“创造大都会”（Making the Met），讲述大都会博物馆成立以来的成就，在重新开放之时作为展览推出。而亚洲部的展览还是持续的，展览会延期至年底。

大都会博物馆即将推出“创造大都会”建馆150年特展。

市元垒（东京国立博物馆学艺研究部研究员）：疫情之下，借展的比率越大，博物馆的前景越不乐观。博物馆的生命线还是馆藏文物。在以前从各地收集文物举办展览的方式之外，或许可以换一种方式？例如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定好同一个主题和展览时间，各馆用自己的馆藏来办展。这种方式是不是更适合后疫情时代的博物馆呢？
博物馆的力量之超级连接
史密森学会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2018年曾推出展览“疫情爆发：疾病在相互联系的世界上蔓延”（Outbreak: Epidemics in a Connected World），最近此展线上更新了新冠相关内容，全球影响力持续扩大。而同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观众”。后疫情时代会到来，而连接、联系终究应被前置。我们欣然看到，博物馆已经开始继续拥抱连接的潮流，更加从容地运用线上技术互联互通，深耕合作，并且关注长远的人才培育，试图构建后疫情时代更具创造力的超级连接。
徐立艺（上海博物馆文化交流办公室副主任）：上博是在差不多欧美博物馆开始闭馆的时候恢复开放的。我们也收到一些国际博物馆的询问，并提供了上博的开放指南，包括如何消毒，如何限制人流，如何保持社交距离等。上博今年原本有好几个出境展览，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如年初在LACMA开幕的仇英展。非常感谢LACMA在此期间给予我们藏品很好的照顾。疫情告诉我们，博物馆之间的连接比想象要更加紧密。

上海博物馆向美国洛杉矶郡立博物馆的“何处寻真相——仇英的艺术”特展，提供了数件仇英作品。该展览目前仍在关闭中。

尼尔·麦克格雷格（大英博物馆前馆长）：一直以来，各博物馆都致力于分享彼此的馆藏和知识。而现在我认为有一个更大的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不单单是关于中国、印度或者墨西哥的。甚至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能力去讲述它。
沈辰（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副馆长）：过去我们经常一谈到国际交流，就是展览交换、国际会议。这些事情过去能够做得到，但是在目前是不是需要更有创造力？太平洋两岸如何取长补短，比方如何能让上博的会员成为我们馆的会员，能够一个博物馆的会员成为各家博物馆的会员？
陈威仁（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馆长）：虚拟平台将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的第一次国际在线研讨会将在8月举行，主题是航海贸易和海上丝绸之路，探索考古学、贸易艺术史以及亚洲考古的发展等。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即将以“航海贸易和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举办第一次国际在线研讨会

何鉴菲（香港北山堂基金中国艺术及文化总监）：北山堂基金致力于博物馆人才培训和孵化。和很多博物馆一样，我们开始转向内在，思考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去完善服务。我们正在策划两个培训项目：一个是针对中国博物馆高层的。我们了解到中国国内博物馆变化非常大，对博物馆高层人员在专业技能和知识结构上的要求很高，所以我们想用自身的资源帮助他们。另一个是针对研究中国艺术史博士的PHD Writing Grant项目，在博士生涯的最后一年提供经济帮助，以供博士候选人进一步完善论文及研究。其实大家转向内在的倾向与之前博物馆界历史很相似，1970年代提倡“无墙的博物馆”，而今天疫情也在迫使我们拥抱各种边界的消失。
大卫·普利兹克（David Pritzker，美国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总监兼首席策展人）：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相信文化机构在建立跨文化交流、合作和理解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可能在当下国际政治不甚明朗的情况下，这是博物馆极为重要的力量。
汪涛（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面对面的交流会变得非常困难。像今天大家能够通过网络坐在一起，互相交流感想、有用的经验，这是非常大的一件功德。我希望这个平台能够常态化，也希望上博能够一如既往地在组织工作里起到重要作用。
杨志刚（上海博物馆馆长）：我相信，疫情造成的疏离，一定是暂时的，全球博物馆人将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在线上线下守望相助，共同推动博物馆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彰显博物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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