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当传统非遗“结对”上海老字号：活态传承走入当代生活

坐在爸爸骑的凤凰自行车上去幼儿园、吃着妈妈去淮海路带回的哈尔滨食品厂的杏仁排、穿着飞跃运动鞋去上体育课……这些上海老牌子伴随着几代上海小孩的成长。然而，曾几何时这些老牌子渐渐淡出了生活。
同样淡出生活的还有“非遗”，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名字本身有着悲壮的色彩，那些记录着过往生活记忆的手工技艺，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直接面临手艺传承问题。如果将上海老字号和传统非遗结合，将有怎样的火花？
以上海美术学院为教学指导的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PACC）与东浩兰生集团联合策划的“遇人见物”非遗老字号跨界合作项目，目前已经推出“凤凰自行车×遵义藤编”“哈氏糕点x赤水竹编”两款非遗跨界产品。其中与哈氏糕点“竹报平安”还是一款海派制作技艺和传统手工艺的“双非遗”项目。

哈氏糕点结合赤水竹编而成的“竹报平安”礼盒
“非遗”在创新中传承、活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非遗手工艺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视野，这种慢生活节奏的繁复精美的手工艺，需要大量成熟技艺的艺人花费大量时间投入，其作品的成本令人叹为观止，社会需求下降、人力成本上升、呈现方式的老旧等因素，在生活节奏高速发展中显得尤其脆弱和边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上海美术学院和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PACC）共同承办的文化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来自各地区的数百位非遗传承人带着自己的技艺来到美术学院，并在“传承”和“创新”中找到非遗技艺活化、发展的可能。
虽然，“非遗培训班”每一期只有一个月，但非遗的发展、探索之路则由此起步。其中，“遵义藤编”和“赤水竹编”是遵义当地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非遗项目。其中遵义藤编以青藤和方竹为主要原材料。采摘青藤之后，需要经过2小时蒸煮，历经去皮、修节、破半等工序；骨架采用娄山关山上的方竹，经修节、火烤成型，通过传统手工编织出各式各样的造型图案。

贵州遵义藤编传承人马毅
在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藤编技艺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上世纪70年代，娄山关脚下的居民，家家户户都会做藤编，当时大约10岁的马毅就开始帮着家里做藤编部件，藤编也是那时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如今的马毅是“遵义藤编”的非遗传承人，但从2001年开始藤编的销路也日渐萎靡，时年38岁的马毅带着妻子南下广东，在顺德一家藤编厂学习当地的藤编技术，想要以此重振板桥的藤编产业。2009年，马毅带着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理念带到家乡，并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开办藤编企业，免费为乡亲进行技术培训，发展当地藤编产业。
2018年12月，马毅等20位非遗传承代表来到上海“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遵义赤水竹编研修班）”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学习，并在最后的创作过程中，设计了一款遵义藤编旅行箱，这也成为了后来与上海凤凰自行车合作篮筐和书包架的雏形。

遵义藤编与上海凤凰自行车合作篮筐和书包架
这一班中还有几位“赤水竹编”的学员，与“遵义藤编”类似，“赤水竹编”也以当地盛产的竹子为原材料，通过刮青、破竹、起篾、染色、煮蔑、拉丝等20多道工序，把一厘米宽的竹片被分成20根竹丝，经过精心编织成为竹编工艺品。
但通过一段时间的非遗教学实践之后，PACC的团队也发现目前中国的非遗传承人群虽技艺精湛，手艺娴熟，但是在创新发展的能力上有所欠缺，教会传承人如何传承创新相当重要，但在短时间内要改变非遗传承人的思维模式并完全掌握创新方式是有难度的。
经过几轮尝试和摸索，PACC逐步发现“跨界融合创新模式”可以有效地推进非遗创新发展，即根据非遗技艺特征来选择和邀请设计师与传承人共同牵手进行跨界创作。以“竹艺研修班”为例，PACC为20位来自全国的竹艺非遗传承人提供系统的高校艺术类、设计类、营销类专业课程，更重要的尝试是与设计师进行跨界合作，以竹为媒介，围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竹编、竹雕、竹刻”等传统技艺进行再创作，并在当地建立工作营地，邀请四位荷兰当代设计师与竹艺传承人共同创作。传承人在与设计师跨界合作的过程中，能最直接地学习到西方当代设计思维的方式，为手艺技艺融入当代生活中注入创新的动力。同时当代设计师们也从非遗传承者的身上感受到了工匠精神传承与复兴的潜在力量。
与非遗结对，“老字号”如何变“新国潮”
在经历了与设计师的跨界合作后，PACC与上海“东浩兰生”集团合作，有了一场“非遗IP创新大会”，当时凤凰自行车等有跨界意愿的上海老字号企业与非遗传承人举行了一次“联谊”，赤水竹编与英雄钢笔厂、惠州竹雕与上海第一民族乐器厂等在活动现场就有了“牵手”的意向。
但这只是最初的基础，在具体实施并不如现象中顺利，比如起初“凤凰自行车”想与“赤水竹编”合作，但最终达成了与“凤凰自行车×遵义藤编”的合作。其中原因说来简单，是因为“赤水竹编”的工艺是把“一厘米宽的竹片分成20根竹丝”，因其纤细，所以始终未能解决承重问题，而“遵义藤编”则没有承重的困扰，只需解决防水问题。这看似只是一次类似非遗项目的更换，而实际上则包含这两种非遗的研发，PACC团队和“赤水竹编”传承人一次次研发和设计未果的情况下，换一个角度，从“遵义藤编”再次切入，最终藤编传承人马毅为凤凰自行车研发藤编前车篮和书报架，并在去年上海进博会“上海非遗&老字号展区”首次公开亮相。

赤水竹编卢华英母女日常创作
说起上海老字号凤凰自行车的历史要追溯到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国第一家自行车车行同昌车行，其品牌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上海自行车三厂”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登了征求牌名商标的广告启事，最终“凤凰”商标在1959年1月1日正式被批准，“凤凰”就此诞生，从诞生之日起，全球已有近2亿消费者选择了凤凰自行车产品。
据说在1960年代，“凤凰自行车”属于那个时代的“奢侈品”，当时骑一辆凤凰自行车比现在开大奔“扎台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80、90 年代的自行车踏出了“奢侈品”的圈子，逐渐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当时重要的运输工具。彼时，清脆的铃声已经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中国也成为了是当之无愧的“自行车王国”。1972 年，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中国》，在镜头中，在北京街头无数自行车汇集成滚滚车流，这也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的代表形象之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街头的自行车
但此后不久“凤凰”的辉煌很快就按下了暂停键，随着时代的发展，“四轮”代替了“二轮”成为人们在出行工具上的新追求。虽然“凤凰”近几年与共享单车合作并拓展线上销售模式，虽然成绩不菲，但时代的发展决定了“凤凰二八大杠自行车”成为了一种情怀。

遵义藤编与上海凤凰自行车合作篮筐和书包架
而与“遵义藤编”的合作，本就源于一种情怀，在新的时代，“凤凰”等老字号也引领非遗工艺走入商业化运作，让上海老字号品牌成为上海精准扶贫的驱动力。
在今年5月，上海另一家老字号，哈尔滨食品厂与“赤水竹编”合作推出了“哈氏糕点‘竹报平安’礼盒。“哈尔滨食品厂”虽然以哈尔滨为名，却是名副其实的“老上海味道”，这家成立于1936年的食品店承载了几代上海人的回忆，还是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色糕点，其糕点海派制作技艺也在2019年成为了上海市黄浦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虽为“非遗”，但哈尔滨食品厂依旧是上海人下午茶的点心，隔着柜台选上各类糕点、营业员装在白色纸头袋子里，折好袋口带回家。哈尔滨食品厂的糕点依旧延续着原本“秤斤头”的购买方式，但在这份朴实中，豁然发现，哈尔滨食品厂可不可以有个礼盒包装？由此“赤水竹编”的哈尔滨食品厂的跨界合作开始。

“赤水竹编”为哈尔滨食品厂制作的竹编礼盒
据上海美术学院教授、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PACC）运营总监章莉莉介绍，“赤水竹编”为哈尔滨食品厂制作了很多不同样式的竹编礼盒。还曾一度设计成为一个高高瘦瘦的篮子、最后调整为如今的扁篮子。除了作为糕点的礼盒外，“赤水竹编”的篮子还可以在现代家居中成为水果篮，或是作为野餐篮带出门。当时设计时，也希望这不仅是一个非遗礼盒，而是更符合年轻人的需求，可以与日常生活有更多的相关性。上海美院的博士生刁秋宇还为竹编礼盒设计了带有民国手绘风的卡片。“这也是上海创意力量表现的优势，吸纳更多的创意人才变成创意时尚，再推出不同的系列款，让老字号和非遗共同呈现出新的面貌。”章莉莉说。

上海美院的博士生刁秋宇为竹编礼盒设计了带有民国手绘风的卡片。

哈尔滨食品厂的手绘糕点
除了已经成果落地非遗合作款外，还有不少上海老字号与“非遗”的合作正在进行中，其中包括飞跃运动鞋与格子土布、上海牌手表与青海果洛制作唐卡的掐丝刺绣、英雄钢笔厂与竹编等。但每一个都有技术难点需要攻克，比如，上海牌手表与青海果洛掐丝刺绣的合作就需要掐丝刺绣将丝控制在1毫米之内（在传统工艺中丝大约为3毫米）以保持上海牌手表表面的工艺，如果这一难关无法攻克或就需要寻找其他合作的方向。
在无论是哪一种合作，“在尽量保留非遗手工艺的原貌和视觉特征基础上，采用当代审美意识和生活需求方式，来进行非遗手工艺的跨界融合创新设计，为当代生活注入具有传统审美和工艺特征的创新用品”是非遗跨界创新融合模式的宗旨之一。
当下的非遗，已经是新一代的物种
在解决了非遗与品牌的跨界合作后，从“非遗创新作品”转化为“成熟的非遗产品”这需要解决量产的问题。去年进博会后，凤凰自行车下单了100套“遵义藤编”的前车篮和书报架，并在其天猫商城推出，哈尔滨食品厂的“赤水竹编”礼盒也将在6月推出200件，“飞跃”与土布的合作也进入了如何控制成本、有效量产的阶段。
一两百件，对于机器生产而言是一个不大数字，但对于每一个都是纯手工编的非遗而言却是一个不小的工程，而且如同人与机器的差异，手工制作难免有所出入。加之传承人常常以单体或者生产合作社的方式出现，加上手工艺周期长，人为因素影响大，量产制作周期和质量保障上都难以打保票。这也正是非遗手工艺传承人群需要得到专业培训、改变以前松散型和补贴性的从业状态；也只有当凝聚社会多方力量，在订单稳定的前提下，非遗传承人才能变得更为职业化和专业性，用传统手工艺带动地方建设。
在采访过程中，章莉莉也多次提到“活态传承”，并认为，过去中国传统社会产生的非遗，和当下经历机器化大生产和信息化革命的非遗，一定不是同一件事物，而是新一代物种。这些传承了核心工艺技术和匠人智慧的“非遗”，如今真正进入现代人的生活，首先需要多视点观看非遗在当代社会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和哲学价值。所谓多视点，即既用现代人的眼光，也用古代人的眼光，从而在历史和当下之间进退和穿越。这意味着，在非遗传承创新过程中，不仅要保护好非遗的基因，同时对接当代设计和艺术给予非遗新的物种基因，来适应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并做好适应未来人工智能环境下的更新预备。

章莉莉（中）与非遗传承人一起
而非遗与市场融合也是一种融合贯通、自我生长、自我调节的过程。在现代商业社会背景下，成熟的流通商品本身意味着是具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在活跃的市场条件中生存并获得欢迎，需要具有相当的价格优势、功能优势、文化优势、营销优势等。当代非遗如何走进现代生活？非遗手工艺与商业文明的结合如何在保持自我属性的同时，与市场发生良好的互动，相互推进，成为带动社会文化发展的力量和原动力？都是目前亟需探索的问题。
作为非遗教育的从业者，章莉莉也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正在复兴启蒙阶段，不仅是从政府层面的“自上而下”，而且是从公众层面的“自下而上”。PACC力求将非遗手工艺转变为当代生活美学用品，重新回到生活中，重建中国式美学意境，提高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我也看到身边更多年青人开始产生对传统手工艺痴迷探索，这让我真实的感受到中国的文艺复兴似乎已经到来。”章莉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