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韵”为何难以超越 –

“魏晋风韵”为何难以超越 –

昔寻李愿诗卷 元 赵孟 故宫博物院藏

  书法史上的魏晋时期留下了无尽的辉煌,以清雅、高逸、流美、洒脱为特征的“魏晋风韵”,一直被后期书家苦苦追索。书法演进有种奇特现象,一种审美风格的形成,从萌动、滋生、繁茂、壮大到成熟,往往经过漫长时间的孕育,高峰形成后又迅速坍塌。同样,“魏晋风韵”在隋唐后便跌入低俗,虽也不乏书家踵其前贤而光耀千秋,但水准始终难以接近、持平或超越,只能望其项背空发仰慕之思。

  书法特别垂青于魏晋,书家才情早熟,素养宽博,韵致别具,人才辈出各领风骚。我们从书家行为与心路历程便可知晓“魏晋风韵”产生的本质和动因。魏晋时期书家大多放浪形骸,举止超脱,不滞于物,不拘于事。这种外界表现缘于他们充沛的内在感情,情感丰富,易于动情,对事对物一往情深,执著而痴迷。而这种情感体认与把握,又缘于他们对生命意识的高度敏感。一方面,他们哀叹生命之仓促短暂。王献之《桃叶歌》中的“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对人生短促一唱三叹深感于怀,人生如梦、所欣皆为陈迹的悲凉始终萦绕胸际。另一方面,他们感受到生命反复无常。那个时代,谁都可能瞬间抓住偶然的机遇而登朝入室,谁都可能因不测之际而面临灭顶之灾,世事动荡成为人们存活的强大而酷烈的异己力量。《三国志・钟繇传》中记载:“人当道情,爱我者一何可爱,憎我者一何可憎!”正是社会炎凉极好的写照。再一方面,他们欷[生命之虚空无依。谢安在《与支遁书》中说:“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生命随波逐流、风雨飘摇,使得趁时纵欲、及时行乐心态甚嚣尘上。为此,他们反复叩问生命真谛与意义,在心灵深处自觉地认识到,真正的人生就是要以自己的风度、智慧和思想来证明自身的存在与价值,用宽广旷达的胸怀深情拥抱这个世间。

  这种自觉的“生命之思”,直接导致“魏晋风韵”的形成和发展。而与之相比较,后世书家再也没有这种自觉自醒的机缘,失去了原生态感悟的底蕴,有的仅是享受智慧之果的福报,以此唤醒自己的审美意识,“睡他人之榻,被他人唤醒”,正是后期书家无法超越“魏晋风韵”的本质原因。

  从书法史上最接近王羲之、王献之的书家来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功利目的和生活体验使智永成为“魏晋风韵”的谢幕者。作为“二王”后裔的隋朝书家智永书艺过人,但他书写目的十分功利,生活方式也十分怪异,躲进楼阁临摹40年,只望复兴祖上宏业,留芳百代。强烈的功利心和生活际遇使他无关严冬酷暑,无关春青秋黄,既不闻外界自然风风雨雨,也不见寺内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样的举止本身就与“魏晋风韵”难以合辙,使之书法相较王羲之笔法的秀润与圆劲还差一些火候,清健流便稍显不足,欲传承祖上风韵只能徒生望洋之嗟,仅成为这一脉最后一位杰出的传承人。

  个性追求和创新理解,使米芾成为“魏晋风韵”信奉者。北宋的米芾天资高迈,为人狂放,信仰魏晋风韵,心慕手追“二王”书迹,《宣和书谱》中记载:“米芾书学羲之,篆宗史籀,隶法师宜官。”《宋史・文苑传》中说:“芾特妙于翰墨,沈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虽然他一生临池不辍,但刻意角逐个人笔法,求其特殊而又设法求变,最突出的是他笔法圆转、竖钩呈现陡起与“蟹爪”,使书作外形过分竦削。他有“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中和”思想的体验,但又自称书写过程为“刷字”,讲究痛快淋漓,欹纵变幻。这种人为的色彩和“魏晋风韵”还是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内在情性和自我意念使苏轼成为“魏晋风韵”突出者。与智永、米芾不同,苏轼有着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见解与思考,这正是其《黄州寒食帖》被世人评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重要原因。他理解王羲之的“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价值创造之中,所以有骇世之言“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他的“生命之思”主要表现在人生不必对流逝的生命作无谓哀叹,不能把生命绝对化,而应多维度去加以体验,顺则“兼治天下”,逆则“独善其身”。可以看出,他更多的是对王羲之的继承与发展,而且继承大于发展,失却“首创”与“自觉”意义。他将情性和自我意念举得过高,提出“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的书学思想,过分注重书家主观情感作用,格外追求创作心态自由。情感浓郁甚于王羲之,有其优也有其劣,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认为,在书法的千年历史长河中,苏轼是最接近且具有“魏晋风韵”的卓越书家。

  时代审美和承续动机使赵孟成为“魏晋风韵”追随者。元代的赵孟直追“晋韵风韵”,耽于“二王”时间最久,潜心研习“二王”功夫最足,明代的王世贞在《彝山堂笔记》中说:“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复二王之古,开一代风气。”他对书法的最大功绩便是复兴“魏晋风韵”,影响之大在元、明、清三朝中无出其右。但时殊境迁,世人面对现实已无生命叹喟。而且在艺术形态上,审美也在发生着变化,彼时总体上艺术审美风格日趋内敛,气度日趋狭小,特别是艺术上“逸笔”成熟,使得时代审美更加精致、典雅、秀媚、甜熟。同时,在传承动机上也值得深究,也许赵孟追溯魏晋,有着恢复传统的民族意识,但更多地为超脱现实环境之需。所以后世书家批评他“媚”“熟”,如明代董其昌说:“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并非尖酸刻薄。这就是赵孟对“魏晋风韵”只能步其后尘,而不会为其增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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