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气”应是学书法值得提倡的精神气质 –

  梁启超在《书法指导》中曾提到,学书法,不宜从赵孟、董其昌一派入手,不是不好,只是不容易学,易导致笔力软弱,无“丈夫气”。梁启超这番基于书法气质所下之论断颇有见地。“丈夫气”固然不是书法所有之必须,却是值得提倡的一种精神气质。

  何为“丈夫气”?即是有大丈夫的气概。孟子有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丈夫气”,即是有使命、有责任、有担当、有毅力、不忸怩、不矫饰。书法的“丈夫气”,则是融书卷气、金石气、士大夫气、雄健气于一体的阳刚博大的精神气质,是书法雄健、雄强之气的一种拟人化表达。这其中,书卷气尤为重要,没有书卷气的“丈夫气”,常是一种狂怪之气、粗鄙之气和莽夫之气,去书法之本质远矣。

  “丈夫气”是书法的大格局、大气象、大境界的精神表征,不是逞强使气、矫揉造作,也不是粗鄙狂怪、哗众取宠。倡导书法的“丈夫气”,并不是说书法只能是男儿所为,也不是大男子主义,即使是女性书法,也可以具备此种气质。现代著名女书家游寿、萧娴,碑学功力深湛,浑朴雄健,其书法便深具“丈夫气”。

  客观来讲,书法之美并无优劣之分,有阳刚雄强之美,也有阴柔妍媚之美。阳刚雄强,好比黄钟大吕、金鼓雷鸣,是一种壮美;阴柔妍媚,好比江南小调、丝竹管弦,是一种优美。这是艺术之美的两极。然而,阴柔妍媚之美虽是书法的一种气质,当代书法艺术却不能仅停留于此,因为一个伟大时代的书风,绝不能缺少昂扬的精神气度。

  磅礴浑朴的摩崖“三颂”,线条奔放的章草简牍,盘曲繁复的瓦当书法,半篆半隶、华美典雅的汉碑额书法以及朴茂直率、不事雕琢的工匠之作――汉石阙书法和汉砖书法,共同筑就了汉代开张烂漫、雄强大气的艺术风格。单就汉代草书而言,其形态丰富多样,仅简牍书上的草书形态,就有几十种之多。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中的书法,往往是篆书、隶书、章草、八分、真书等多种书体的结合与杂糅,率性而为,热烈奔放,从中能够读出书写者自由潇洒、一泻千里的情感状态。在书写者那里,似乎没有了规矩,没有了束缚。不过,这并非真没了规矩,而是精神气质上抛弃了规矩,艺术表现上逾越了规矩。我们经常会看到汉简书法、石刻书法上的长撇大捺或最末一长竖笔,犹如晴空霹雳,轰然一声,急促直下,划破长空,震撼人心!要知道,这种艺术精神,并非出自文人贵族之手,而往往出自普通书吏。可见,在汉代,任何一个阶层,只要稍识字者,包括女性和一般工匠,都不乏强烈的书法艺术表达冲动,这是其有别于其他朝代之处。故此,康有为才盛赞汉人之“分”,并在其书学名著《广艺舟双楫》中专辟“本汉”篇,阐述汉代的“八分”气象。

  汉代之后,从曹魏到西晋到十六国时期,再到北魏、北齐、北周,书法艺术几乎都表现为一种阳刚伟岸之象,可谓“丈夫气”十足。东晋书法则为之一变,开启了一种南朝风雅,其雄豪之气稍逊于汉魏八分。唐人崇尚雄强阳刚,但总体而言,已逐步走向定型化和规范化,缺少一点率性、烂漫的艺术气质。

  清代碑学促生了金石书风。书法的金石气拓宽了笔墨与宣纸的关系,将视野转向更广阔的书写材质,即两晋以前的书写载体――甲骨、碑石和竹木等硬质书写材料,使书法呈现出阳刚之美,书法审美产生巨大变革。碑学固可以救帖学妍媚之弊,然仍需以帖学之妍雅救碑学粗鄙之弊。

  书法审美总是在一种正反合的历史轨迹中前行,但不论如何发展,书法的“丈夫气”不可或缺。每个时代的精神面貌都体现在这一时代的主流书风之中。当今时代是一个社会变革的伟大时代,需要一种大丈夫的担当精神,尤应倡导阳刚大气、与时代精神相符的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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